——宜雅·泰和园“竹节椅”对当代人文精神的拷问

  无论史书记载了怎样的沧桑，世间经历了多少次轮回，竹的形象及寓意在国人心中一直留有深刻的烙印始终不曾褪去。因此，当深圳宜雅·泰和园的竹节椅安静地站在红博馆二楼偌大的展厅里时，鱼贯而入的参观者无不被它脱俗的气质迷醉，也几乎都停下脚步，在它面前流连驻足，似乎心底有一种情愫被唤醒，于凝神睇望之间，思绪散漫溢出去很远。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体验和身体体验。这对竹节椅，似乎能把人们的某种情绪调动起来，唤醒心底那种似有若无的影像。一切都似曾相识， 却又分明没有在自己的生活里出现过。心理学上有个名词称其为先视感，弗洛伊德把这叫潜意识。不管叫什么，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民族文化情结呢？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民族文化的符号，才会无比清晰地出现在人们心里。或许，这就是宜雅·泰和园邵湘文先生刻意为之的设计元素吧。

  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都以品格高尚著称，邵湘文先生为何独选竹为主要设计元素？

  古人尚竹，吃、用、居、赏莫不以竹为体，苏东坡所述：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除此外，竹更成为文化的载体，古代曾以竹简为书，日后的纸张更多以竹为原料。而将竹赋予人的精神、道德、情操，则可以追寻到更早，《诗经卫风·淇奥》有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礼记·祀器》中云：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由此可见， 古人为竹与松柏赋予了高尚的人文精神。而历代文人更是将竹当成君子的象征。有汉以来，至魏晋唐宋，竹其节、其形、其姿均为咏志之托物，诗词歌赋，唱其美者恒多。竹，当之无愧地成为物中君子。

  《说文解字》中这样描述竹：“竹、冬生草象形，下垂菩箬也。”竹字是由两个象形的“个”字组成，象征团结。其谐音为“祝”，有“祝（竹）君、祝（竹）福”的含义。而竹子的神态更为人们所称道，大多数文人都把竹描述成神姿仙态、潇洒自然之状，认为其既有素雅宁静之美，又有虚而有节、不争艳丽、不媚不谄之风骨。古人有“君子比德于竹”的名言，这与传统审美趣味及人们标榜的操守互为一体，自然而然地被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不仅是对竹的写照，也是以人为竹的价值观的体现。

  抑或如此，当历史钩沉中泛起的苍痕穿越冗长的岁月，竹子不仅以物的形式滋养民息，更使其人文精神变成一种在民族血液里流淌的元素，成为历代文人的人格魁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竹子无疑又变成了人类品格的督导和教化的“先生”。中国古代借竹喻人，又以君子比竹，将人品如竹之人称为君子，而君子之人莫不以竹之品格为人品之喻，就此形成人与竹合二为一的文化特征，并穿越几千年一直未曾改变地延续下来直到如今，亦为当代所效仿。

  因此，宜雅·泰和园的竹节椅以竹为设计元素，突出竹节这个关键特征，与传统文化中凸显文人气节的要件暗合，从而达到视觉上的亲切感， 既有高尚的寓意，又有寻常的出处，可谓在理念上与中国的文人精神丝丝入扣，浑然天成，堪称当代实用家具艺术产品的佳作。

  然而，邵湘文先生又将这对“竹节椅”起名为“当代君子”。何故？如果说中国的历代文人以竹之品格赞为君子的话，首先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试想在那样一个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环境下，人们谋求价值观上的出位，显然与物质欲求相去很远。那么在当代呢？则是一个以商业文明为主导的社会，以往农耕文明背景下的“君子十德”在当代的人文精神中应该占有怎样的位置呢？又有哪些改变？其实，农耕文明和现代的商业文明有一点恰恰是没有发生改变的，即人与物欲的价值体系。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文人崇简是一种对物质的反叛。那么在当代的商业文明的背景下，崇简再也不是文人乃至当代君子处世的唯一标榜，更关键的则是人们对物质的一种选择和生活态度。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代的人文精神与农耕时期的人文精神在物质选择的价值观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当代君子的“德”就变得极为重要。宜雅·泰和园的这对竹节椅，也恰恰是表达了当代人文精神的一种巨大关切。

  当被问及这对竹节椅的人文精神时，邵湘文先生是这样作答的。他说， 这对竹节椅之所以命名为当代君子，反映的则是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状态下，君子之德应以竹品为参照，竹子高可钻天且秀美俊逸，在物欲这种世风的吹打中，可以摇摆却绝不会折断。在当代，君子之德不在于不动，而在于选择的唯一。因此，追问当代君子之德与当代人文精神是否矛盾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君子们会如何选择。宜雅·泰和园的竹节椅，毫无疑问是将这种选择告知了人们。这绝不是对传统人文精神的修正，而是延续了传统。

  其实，当代的人文精神并没有缺失，相比较传统，只是更加丰富了。（李岩/文  朱方刚 刘珂/摄影）

  (来源：《红木家具与新中式风潮》杂志)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