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家居特约专栏 陈宝光 [窗外看家]之父亲

icon 2014-06-15 1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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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宝光::“父亲百年诞辰我应该做点什么,或者能够做点什么来纪念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写一篇东西好,也许这能够表达我的思念,也符合父亲的身份类型。”

  新浪家居特约专栏 《潮白新语—宝哥家具谈》

  文章类别:[窗外看家]

  作者: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 陈宝光

   一天,与同事聊天谈起,她说今年是其父亲百年祭,她要做一点什么以寄托思念。问哪年人,答1913。我这才突然想到,父亲也是此年生人,到今年也整整一百岁了。不是这儿的提醒,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这回事。为什么?太忙,天天为了眼前的事情转悠。太久,父亲离我而去已经三十八个年头。

   经此一提我也问自己,父亲百年诞辰我应该做点什么,或者能够做点什么来纪念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写一篇东西好,也许这能够表达我的思念,也符合父亲的身份类型。

   回首百年,这一代人和一个时代是值得纪念的。

   1975年,父亲在"文革"的风雨飘摇中,在饱受冤屈仍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中含恨离开。而在这之前不足三年的光景,母亲已经先走一步。所以,我一般不大愿意回首这段不堪的往事。

   1913年,辛亥革命刚刚爆发不久,中国社会正处在百多年来大变革大动荡的最初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满清的遗影仍在。父亲出生在广东佛山的一个穷苦人家。父亲的父亲还没有等到孩子出世就已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祖母一边要带着一个年幼的顽童,一边要抚育襁褓里的婴儿,生活艰辛困苦可想而知。

   1938年,在全国抗日战争的高潮,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父亲,撇下他年迈的母亲,与另两个热血青年从广州出发,穿过敌人封锁线,投奔了延安。这年他25岁,之前是一个从事印刷工作的工人。

   1949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父亲跟随叶剑英回到了南国,在已经解放的故乡开始新的工作。

   1959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就留在北京。父亲应该是1962年到哲学研究所的,这里是他最后一个工作岗位。

   延安期间,估计是出于对他原来知识背景考虑而安排,父亲就读于陕北公学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这里完成了大学学习。这一经历使他日后与一系列文化工作厮守,也埋下了促寿的成因。

   今天,我步入与他当年差不多的年龄段,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已经接近。

   回首这一代人,我曾经想过,定义他们是"理想的一代"比较合适。他们,也包括比他们年长一些的老革命家,属于真正有理想的人。为了理想,他们不惜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做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他们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高于一般宗教信仰,不会轻易动摇。因此他们是幸福的。这种幸福还在于,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经过不懈努力,理想的主要部分在他们有生之年基本得以实现。

   理想和信念离现代人已经很远了,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比吃饭还重要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在多次聊天中父亲都以真正的无产阶级自诩,以没有一分土地一厘资本而骄傲,当然,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房产地产了。无产阶级,这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不是什么人都能靠上的。父亲的情况从家庭出身到自身实际,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挂上"走资派"的桂冠。所以说,那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在母亲离开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父子有比较多的时间相处。我因为需要照顾他的原因,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调回北京。那时,年轻气盛我与父亲之间经常爆发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政治问题上,例如对"文革"的评价、林彪事件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阴暗面的看法等。每次争论总是不欢而散,这可能是那个时代里老少两代人中间常有的事情,即所谓的"代沟"。

   而茕茕孑立、相依为命的父子还有的乐趣就是读书和做饭。

   我一直认为广东人的舌头比较特殊,味蕾肯定比其他地方的多了许多。1972年,父母从干校回来以后那段时间,大家都闲在家里,有时间研究做菜的学问。父亲是广东人,这方面也具备了独特才能。

   当年,家里来个人都是自己动手做饭。所以,做饭做菜的手艺有地方施展,也有人欣赏。来的客人大都很喜欢吃父亲做的饭菜。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大菜",不过是一些"私房菜""家常菜"而已。在经济困难时期有一丁点肉,有点炒的好一些的青菜就已经很满足。父亲仅以广东人善用的"蚝油",就让许多北方人惊奇不已。他的拿手戏还体现在做汤上,而煲汤的料一般是从广东过来,包括"清补凉""剑麻花"等等。用这些在北京炖起来,其味道肯定不同寻常。

   虽然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一些财产的。他们最大的家当应该就是书籍。家里"文革"前是很有几大柜子书。我在"文革"期间曾偷偷地阅读了其中一些名著,包括《红楼梦》、《一千零一夜》和《静静的顿河》等。父亲作为"无产阶级"能有这么多书籍也是不易。这些书经过革命再经过"五七干校"的颠沛流离已经七零八落,待到回到北京时已所剩无几。

   那几年中,我们最有兴趣的事是逛琉璃厂。琉璃厂里的"中国书店"是一间有旧书卖的书店,凭当时哲学所名头的介绍信可以进到一个"内部"范围去看和买。父亲属于"书痴"一类,虽然为这些书本和知识吃了那么多亏,而且还在"文革"之中,他仍然饶有兴致地带着我一次一次的去逛。买书真的很有乐趣,父子俩曾经半天半天地在这儿的书堆里泡过,其乐也"淘淘"。就这样,我们陆陆续续又弄回一些新书旧书来,其中也有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四部名著还有《西厢记》以及《第三帝国兴亡》等是这个时期阅读的书目。在这些现在看来范围很窄的知识上,父亲与我常常有很多交流。

   这段时里获得的知识对我日后有很大帮助,现在家里一些书籍也是这个时期留下。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的基本体式以赵孟頫为主,后来兼蓄二王。我们不时也从琉璃厂淘一些字帖回来,在家里铺开宣纸,研墨习字。我对于书法爱好从这个时候开始。

   约1969年,他曾获得一次"解放",后来时间不长又重新进到被审查的圈子。开始,他很高兴,以为苦难到了头,也喜形于色,还曾作诗为庆。之后的境况使他陷入更深的苦闷之中。他的烟抽得更多,话更少,也正是这种精神压迫导致他后来的疾病。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那个应该受到谴责的权棍康生,由于他的直接干预,造成父亲到最后都不能翻身的结局。而个中因由,我至今不能明了。他所身处的哲学所是那个年代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是非多是正常的。如果仅所谓路线问题还可以理解,只是不知道父亲如何就成为是非人物。是耿直,是口快?所以,我们有过很多假设:如果没有离开广东,如果还在林业厅工作,如果••••••

   1979年,当我拿着《人民日报》,看到上面登载给父亲平反决定的消息,眼里已经没有泪了。

   百年中国,多灾多难,走过的是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有过多少跌宕起伏,有过多少悲欢离合,又有多少令人扼腕的如果啊!

   父亲这一代人同时也是无神论者,中国传统对于死亡的看法他们嗤之以鼻。对于归处,他们说得比较多的一句是"见马克思去"。那一年北京春风不展,一语成谶。

   父亲个子不高,上年纪后背略有些驼,头发很少。大概是读朱自清《背影》的缘故,现在想起的父亲往往也是一个背影。他一袭中山装,一双黑布鞋,在我前面走着。我看着他的背影,有些衰老也有些迟缓但很坚定。阳光从前面照过来,有一点晃眼,使得我把眼睛眯起来。只不过他越走越远,渐渐地与前方的影像融合在一起。前方是他那个年代的一群人,其中有他的老朋友,也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一群渐渐地在我的视线里成为一个整体,没有色彩是黑白的,有点象座石雕群像。

  2013年4月12日昆明机场候机及飞杭州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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