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之《深圳口述史》专访尤国忠董事长

icon 2014-06-19 11: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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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尤国忠: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 1986年来到深圳。现任深圳市仁豪家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家具商会执行会长、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等职。

  这是一个黄金般的时代,也是一个集体怀旧的年代,深圳市政协联手深圳晚报社推出大型策划《深圳口述史》,通过100期重点访谈,书写深圳的光荣与梦想。2014年6月9日《深圳口述史》编摄组来到仁豪集团工业园总部,对仁豪集团董事长尤国忠进行现场采访摄录。6月18日周三《深圳晚报》在报纸B04-B05的《深圳口述史》版面对尤国忠董事长进行了大幅专题报道,书写了尤国忠的创业发展史,赞誉以尤国忠为代表的深圳家具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争相订阅收藏。

  此次《深圳晚报》的《深圳口述史》栏目对尤国忠董事长进行大幅专题报道,展现了他在家具行业巨大的影响力,从名不见经传的木匠师傅到深圳仁豪集团董事长,他用自己的行动见证了家具企业家专注的力量,他用“一生只做好一件事”的拼搏和专注,缔造着“中国板木家具第一品牌”。用尤国忠先生的话来概括:“深圳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城市,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你总会感觉自己跟不上,所以我总是不停告诫自己要努力拼搏,只有拼搏才会幸福。”

《深圳晚报》之《深圳口述史》专访尤国忠董事长

《深圳晚报》之《深圳口述史》专访尤国忠董事长

  相关报道摘录如下:

  本期人物

  尤国忠: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 1986年来到深圳。现任深圳市仁豪家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家具商会执行会长、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等职。

  从小木匠到家具业巨匠,尤国忠:爱拼会拼智拼赢人生

  1986年10月初,24岁的我一个人拿着“两封信”——香港亲戚寄来的信和老家生产大队开的介绍信,从福建的老家坐了20多个小时大巴车来深圳。当大巴车开进深圳时,我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发达国家。

  只见马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工厂,工厂旁边陈设着以前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马路上的车比老家多了好几倍,而且很多还挂着香港的牌照,走着走着还会堵车。马路边的人们也是行色匆匆,每个人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情……那是我来深圳第一天的场景,我心里想道:“一切都与老家太不一样了,这可是我小时候很羡慕的场景啊。”

  而在今天,2014年的6月9日,当我在讲述过去时,我第一个孙子刚呱呱坠地,我不得不感慨:一转眼28年就过去了,在深圳,我总算实现了我的梦想,做出了一番事业,我希望我的孙儿在未来能把家具这份事业传承下去。1986年10月初,24岁的我一个人拿着“两封信”——香港亲戚寄来的信和老家生产大队开的介绍信,从福建的老家坐20多个小时大巴车来深圳。当大巴车开进深圳时,我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发达国家。只见马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工厂,工厂旁边陈设着以前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马路上的车比老家多了好几倍,而且很多还挂着香港的牌照,走着走着还会堵车。马路边的人们也是行色匆匆,每个人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我心里想着:“一切都与老家太不一样了,这可是我小时候很羡慕的场景啊。”

  而今天,2014年6月9日,当我在讲述过去时,我第一个孙子刚呱呱坠地,我不得不感慨:一转眼28年就过去了,在深圳,我总算实现了我的梦想,做出了一番事业,我希望我的孙儿在未来能把家具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童年常常只喝米汤

  1962年,我生于福建泉州农村,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70年代的农村,我们要靠挣工分谋生,不像现在可以自由地到城市里找工作,大家都只能安于在家种点水稻和地瓜。那时农村基础设施不好,又没有什么农业科技,农产品收成很低——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一个人分到的稻谷还不到100斤,稻谷还要碾成大米,能吃的就更少。我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我排第四,童年时期家里过得非常贫苦,基本上吃不上米饭,只能喝米汤,更谈不上鸡鸭鱼肉,一年能吃到一块肉就很不错了。

  每逢放暑假,我就去做工。大人做一天可以评到9分半至10分的工分,但我只能评到3分。年终结算时一分相当于4分钱,所以那时我干一天农活才挣1毛多钱,但市场上的大米2毛钱一斤,按工分来算也要1毛4。

  家里的盐、煤油等日常用品就靠卖点蔬菜来换。家里种菠菜,自己就留一些老叶子来吃,把菜心拿去卖。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的学费主要是靠卖粮食,一学期大概两三块钱的学费要卖十几到二十斤大米。所以,70年代像我这样能读到高中毕业是很少见的。

  泉州是侨乡,我家里有些亲戚在香港,他们回来会给我们带一些小东西,比如万宝路烟、牛仔裤,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有香港、深圳。那时候就一直想到深圳,看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无缘大学改做木匠

  1978年我高中毕业,刚好那年全国恢复高考,考5科,总分500分。竞争非常激烈,我所在的乡村中学只考走了一人。我考了348.5分,离录取分数线刚好差1.5分,如果能找点关系应该也可以上,但家里没有关系,只能作罢。

  80年代前后,我们家乡的年轻人要么学做木匠,要么学土建或石匠,我后来就去学了木匠。现在木工都是用电动工具,我们那时候用的都是传统的斧头、刨子。因为老家到80年代后才通电,做学徒时,我一到晚上就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工作。

  头一两年,我主要帮师傅做些边角料的体力活,然后才慢慢学技术。

  因为书没有读成,家庭压力又比较大,所以做学徒时我很勤奋,经常加班到深夜。那时按件数计算,我一个月可以赚100来块钱,这在当时的学徒中算是高收入了。

  1980年后,我就当上木工师傅了。这并不多见,因为在老家,有些人学好多年还是学徒。因为我木工技术比较好,雕刻的工艺也不错,没多久就在周围传开了,乡亲要做个什么家具都会过来找我。只是当时的我肯定不会想到,初学木工时,师傅常说的“技术精,跟一生”最终真的被我演变成了“一生只做一件事——把家具做好”。

  那时农村人结婚都很早。1982年,20岁的我就结婚了。我们老家有个习俗,结婚要花几千块钱摆酒。当时我家没那么多积蓄,只能向亲戚借。那时农村普遍都比较穷,没什么钱,怎么办呢?可以借粮食、大米或稻谷。比如说,借100斤稻谷,然后折算成钱。到自己的粮食丰收时,再将粮食还给亲戚。我结婚时借的粮食折成钱约3000块,过了两三年才还清。很快又生了小孩,多了一个负担,生活压力更大了。

 仿佛到了发达国家

  改革开放初期,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深圳大力推行“三来一补”,吸引很多外籍企业来深办厂。当时,一些泉州人就从香港回深圳办厂,有的做服装,有的做雨伞,有的做家具。所以,现在深圳的福建人很多,大概与那段历史很有关系。

  我家有个香港的亲戚到龙岗办家具厂,需要一些人,我就过来帮他。其实我在老家干得也挺好,但最后还是决定过来,因为深圳一直都是我很向往的地方。

  不过那时不是想来深圳就可以来,先得去找当地生产大队开介绍信。1986年10月2日,我背着一个编织袋,带了几件日常换洗、土气还带补丁的衣服,一个人从福建出发,先到汕头,然后再辗转到深圳。

  当时没有电话,亲戚只是在信里告诉我要在哪里下车,工厂就在公路边上。一路上我都在担心和忐忑,不知道是否找得到亲戚的工厂,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随时可以联系;也不知道到深圳后能做什么,是不是可以发展得好。

  快到龙岗时,我看到马路两边一排排漂亮的工厂,挂着香港牌照的车辆在路上来来往往,踌躇焦虑的心瞬间变得很激动,觉得自己仿佛到了一个发达国家。

  从木匠做到副总经理

  为生活、为梦想,我们泉州人被逼着往外跑,到东南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及全国各地的都很多,特别是80年代至今,来深圳的就有40万人左右。

  我之前是木工,会开料、计算,会手工雕刻,进了亲戚开的家具厂后,很快就上手了。而且,深圳的电动工具比老家先进,在老家做一张床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在深圳一两天就可以了。

  那时,我还很年轻,精力旺盛,特别有干劲儿——我在生产车间里,一天至少要干10个小时,从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1点半到晚上7点。为了能多挣点加班费,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候赶上香港订制,头一天下订单,第二天就要出货,我们就通宵加班到早晨6点,回去睡一下,8点钟又起来接着上班,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那时我们上半夜加班每小时五毛钱,半夜12点后加班每小时一块五毛,所以很多人都抢着下半夜加班。扣除每天一块五毛的生活费,加班加点下来每个月可以赚一两百块。当时老婆也外出打工,孩子寄养在老家,我们一个小家就这样被迫分居三地。每天忙到筋疲力尽躺在床上的时候,各种思念和辛酸不禁涌上心头。

  那时候我们工厂的设备,成本从3万到10万块不等,我经常想:“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这样的设备,自己出来开个工厂啊?”虽然感觉这样的目标很遥远,但我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要勤俭节约、要拼搏、要走出来。那时我花在个人身上的钱很少,除了生活用品,洗衣粉、牙膏、纸巾之类的,基本上没其他花销。

  我刚进工厂时是普通木工,后来又做油漆工,因为工作表现好,我一个人能做好几个人的事情,从生产技术到工厂管理,包括招聘员工、订单管理等等。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老板认可,很快做到了车间主任,1995年我又当上了公司的副总经理。

  创业艰辛守业也难

  1999年,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我开始自己出来办厂。自己攒的,向亲戚借的,加上朋友的投资,一共筹到100万左右。虽然资金还是短缺,但总觉得一定要把握机会。

  刚开始我租了个四五千平方米的厂房,有几十个员工。因为整个市场需求较大,基本上做多少就可以卖多少,而且毛利率也很高。从第一个月开始,我们就看到效益了——1999年,我们每月做100万的生意,就可以赚20万,而这还算是当时的中等水平。

  记得工厂刚办起来时,我们不怎么懂销售,不知道怎么去推广,甚至买什么卖什么都定位不清。比如,在买卖环节中,你不让人家欠钱,你就可能会有很多库存;但让人家欠钱,又可能出现钱收不回来的问题。创业初期,这样的情况让我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

  每个创业者都会遇到资金老大难的问题。打开门做生意,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租金、水电费、工人工资等,但是手上并没有那么多现金流,只能一次又一次向亲戚朋友借。原材料商送货过来,我们就商量着下个月给钱。那时我们的经销商经常是以赊货的形式合作的,最紧张的时候,我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还被停水、停电。工人知道我的资金出了问题,怕自己的利益受损,联合起来罢工。旧的订单还欠着账,新的订单我不做的话工厂就运作不下去。那时的我,常常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饭钱在哪里,急得躲在屋里无声地掉眼泪,老婆也陪着哭,又不敢让别人看见。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心想:“如果这个企业做不好,也顾不上什么梦想了,要是对这么多人负不起责任,没有退路走就只有走绝路了。”

  就是因为不给自己退路,我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一步步积累起自己和企业的诚信。直到2000年以后,我将精力转到做品牌,做整体家具也就是现在的仁豪家具集团,我的创业路才算走上了正轨。

  2004年,我建了一个一两万平方米的厂房,2005年、2006年又建了五六万平方米的厂房,整个企业发展速度很快。虽然后来也经常碰到资金问题,但最大的困难是人才流失。我们对人才要求比较高,随着企业的壮大,每个岗位都需要相应的人才,但是年轻的一代都比较急躁,流动性也大。

  我们主要做内销,出口比较少,仅占10%~15%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们很紧张,惊慌了一阵,好在深圳市政府也给了补贴,加上国内市场还是很蓬勃,整个行业安然渡过了危机。着眼当前,家具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且政府也在转型升级,将一些传统制造业往城外迁。但是我们不怕,现在我们正在对生产设备、生产标准等进行升级管理,仍致力于通过提升设计水平、生产工艺、环保材料等,实现家具制造业的工业化、信息化、规模化发展,做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家具品牌。

  一路风雨到现在,从30个人的小工厂发展到今天3000多人的大企业,历经资金压力、人才流失、金融危机,我始终坚信要拼搏,一定要往前冲才有出路。

  做“深圳客”很光荣

  以前在老家,米饭都吃不饱;来深圳入工厂后,只要我勤快去干活就有米饭和肉吃。吃多少就有多少,没有限制,那时候感觉很幸福。以前母亲织布,可她的衣服都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穿;但来深圳后,赚钱容易了,我们不仅可以穿暖,不再缝缝补补,还会穿得好看一点。以前,我们称香港回来的亲戚“香港客”;80年代末期,我们回家,大家叫我们“深圳客”,那时我们感觉很光荣。

  为了孩子,妻子也一起来了深圳。之前她也在外打工,一个月差不多三四十块的收入。1989年,我们一家4人住在一个20平方米的单间里,租金30元。一家人终于聚在一起感觉很温暖,比在老家好。2003年,我买了房子,在这个城市的归属感更强烈,后来又盖了厂房,事业也越来越好。

  来深圳20多年来,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勇气和机会,让我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如果不来深圳,我可能在老家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工老师傅。没有经历过环境的磨练,没有经过坎坷,我的视野、知识面、个人素质肯定没有现在好。

  深圳给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虽然很多是以现实磨难的形式,但更多的是一些内地没有的机会。1996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记得当时,我很激动,感觉自己终于来了香港这么好的地方。但今天,香港人却很羡慕深圳人,深圳发展速度快,我们这边工作环境、生活成本、活动空间比他们更好,生活更幸福。

  福建80年代有句话是“爱拼才会赢”,90年代变为了“会拼才会赢”,2000年后成了“智拼才会赢”。深圳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城市,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你总会感觉自己跟不上,所以我总是不停告诫自己要努力拼搏,只有拼搏才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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