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 | 王澍：世外理想中的美丽桃源（组图）

  那是2013年的冬天，中南海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一词瞬间火了，各地的乡村重建如火如荼的进行，更有许多人开始研究民宿的经营。当然，我们设计师们也不甘落后，开始对乡村环境改造、民宿设计等课题进行一系列研究调研。由此，新浪家居推出特别策划——“还乡|设计与乡村再造”，为大家收集了一系列乡村再造的精品案例，看看各位设计师是如何理解乡愁，如何用设计勾勒出一个淳朴、宁静，让人心神向往的乡愁梦。

  本期乡改成功案例——王澍：洞桥镇乡村改造

设计师介绍>>>

  王澍 （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 

  王澍，1963年11月4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1]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建筑学学科带头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012年2月27日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

  2015年4月，王澍入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名单。

案例赏析>>>

  镇文村美丽宜居示范村：这是王澍主持设计的第一片农居群落。从2012年开始，他和同是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一趟趟地奔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用灰、黄、白的三色基调，以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斩假石的外立面设计，呈现他理想中的美丽宜居乡村。屡获国际建筑大奖殊荣的王澍坦言，为村民设计农居并获得他们认可并不容易，因为这是在新型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寻回乡村传统和意义的过程。

  王澍带着来访者穿梭在文村，对他们不无深情地絮叨：“城市里的建筑文化传承几乎没有希望了，仅剩的一点种子就在乡村，我希望它还能发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举着相机，拍王澍，拍王澍设计的民居，拍王澍现场讲解他的作品。

  在许多人的眼中，王澍代表了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但更多人忘记了一个场景——2012年，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后，大家都关心中国第一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的建筑师接下去要做什么，王澍说，未来要把主要精力投放在乡村。

  此话并非是王澍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2002年，王澍就和妻子陆文宇决定要对浙江的乡村做初步的调研，作为建筑师，城市化的大潮让他们企图转身回望被时间淹没但却不能被忘记的东西，2010年，两人在中国美院的学生们也加入了调研的队伍，浙江农村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十多年对浙江乡村的观察和理解，让王澍这位出生于新疆的西北汉子有惊喜有遗憾：“浙江的古村落里，有一大批代表很高建筑水平的江南民居，但城市的建造风气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乡村，大家向往高楼洋房，这些民居也难逃被拆的命运。”王澍说，“老房子就是活着的历史，历史都没了，还有什么根基？”

  王澍记得在2012年，他在富阳的村子里转悠时，遇到了洞桥镇大溪村的村支书王荣华。那时，王荣华正指挥着一辆铲车，拆除村里的一幢老屋。王澍激动地跑过去，大声喊停，陆文宇则一路跟着小跑，拦下了王荣华手中正在挥动的小旗子。

  “要是不拆掉，老房子留着做什么用？”王荣华的一句反问倒是激发了王澍的信心，他拍了拍王荣华的肩膀：“你等等，我来想办法！”

  那时，富阳正力邀王澍为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三馆”项目做规划，从不轻易对外接项目的王澍一口答应下来，但他的条件是要在洞桥镇文村、大溪村一带，做乡村民居的整体规划。

  “农居设计，也许是个无解的问题，而且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很好的样本。“王澍说，“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只有最强的设计力量对乡村感兴趣了，只有最强的建筑师团队进驻乡村了，才可能做出好的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我义不容辞。”

  离富阳城区约50公里的文村，也是洞桥镇的西南偏僻山村。2013年，当王澍选定这里率先进行省级“美丽宜居村庄”试点项目时，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选文村？浙江范围内，比文村基础条件好的村庄多得是！”

  王澍自有理由。在此之前，他已经到过文村多次，这个处于山区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小村，有40多幢来自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它们沿溪而建，采用当地常见的杭灰石建造，每块石砖保留着不同的纹理，看似信手拈来，却又严丝合缝地契合在一起，这让王澍感到震撼。

  不过，各种风格迥异的现代民居穿插在古民居中，传统的营造方式并没有被继承下来，王澍甚是心焦。在他启动设计之前，村里已经在紧挨着古民居集聚的地方，辟出了一块新的民居集聚点，叫“文村新村”，同时设计好了15幢郊区别墅式的民居，用来安置15户村民，正准备动工。王澍看完方案，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来帮你们改改吧。”

  这一改，完全推翻了文村原来的设计，也推翻了建新房拆旧房的计划。王澍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村民们忘了别墅，找回古村的感觉，“文村新村，不能和老村脱离，新村最理想的形态，就是像在老村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样。”

  自然生长，这对村民们来说太过深奥，王澍第一步就领着他们重新打量老民居逼仄的巷道。“为什么路这么窄？祖宗就是把地让出来，给天地、给环境，这是一个生存意识，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生态意识。”王澍的话虽然有些文绉绉，但在耕读传家的文村，他遇到了不少知音，他们进而去说服家里的老人。

  从农居房的使用上，建筑师针对家庭结构也有所考量：一幢房住上下三代人的情况在农村十分常见，但是不同代的人总有各自年代的生活习惯，一起生活难免会有矛盾，而文村新农居房的结构是：大部分农居都有贯穿三楼的天井，而一楼与二三楼在屋内是不能上下走通的，一楼的人只能通过屋外的楼梯上楼，这就意味着二三楼的年轻人生活不会被一楼老年人打扰，但是通过内部的天井，两代人还是可以有视线和声音的交流。

  全程参与文村整个调研和规划过程的陆文宇，一直为王澍捏把汗。她曾在大型设计院做过十几年工程主持，知道如何让图纸落地，也知道王澍那种“建筑教科书上从未有过的东西”一定会引发争议，况且这次是在农村，他们要面对的阻力更大。在王澍画出8种民居样式的设计图后，夫妻俩拿着图纸挨家挨户地走，征询村民的意见。

  “村民一旦有意见，我们就得改。”陆文宇说，农居问题很敏感，甚至一个屋檐、一堵墙，都可能招来村民的抵触，文村民居的图纸，他们已经记不得改了多少遍。

  厨房和厕所的空间要大，要有柴灶、农具室，新村要能开进私家车，想要地下室……村民们的意见都被他们牢牢记在心里，并逐一实现在设计中。不过，执着的王澍依然有自己的坚持，村里传统民居普遍用到的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一定要用上；原先入住15户要增加到24户，恢复户与户守望相助、前后呼应的邻里环境；安装光伏发电装置，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小院……

  最让王澍欣慰的，是新村建成后，老村可以继续保留。眼下，老房子或是就地重建，或是根据每个房子不同的风格进行深度改造，遵循修旧如旧原则，目前已试点7户。在王澍看来，未来的乡村，其实是一种“隐形城市化”的状态，有生态的环境，有传统的历史，有现代化的生活。

  在王澍于2002年出版的《设计的开始》一书中，他写道：“1986年2月那个清晨，东方刚刚放白，在湘西一个名叫洞庭溪的村边，我停下脚步，江边上，几个当地农民在造一座临江的吊脚楼，山坡陡峭，约45度，但青山翠谷中，刚刚搭起来的屋架却灵秀而坚定，细腻而澄明，我对同行的瑞士朋友说：“我有一股冲动，在此留下，就做个木匠。”

  王澍虽然没有留在湘西，但他的乡村理想，一直在燃烧。文村的这14幢民居，对王澍来说，也许就是一个开始。

  “我的理想，就是在未来的8至10年，在浙江做出七八个代表不同文化地域的村居设计样本。”王澍说，他并不希望只是为乡村带去建筑，他更想为乡村带去变革的力量。

  在文村，变化已经悄然发生。14幢民居，不仅在造型上夺人眼球，同时还享有独一无二的建房政策。比如，24户人家，户户都有大约10平方米的内院，但此院并不算在房子的落地面积范围内，村民相当于额外享受了一个小院子；农村建房，墙的厚度一般在24公分，新村夯土墙的厚度就有45公分，但在最后计算面积时，全都按照24公分计，也就是说，墙虽厚了，但没有影响到屋内的面积。

  因为王澍，文村已然成了热点。一家来自北京的农业互联网公司已经进驻，他们想在这里做生态农业，发展民宿；有的村民返乡创业了，因为来到文村的城里客越来越多。不过，王澍和陆文宇始终有一个底线：文村的新民居只能是由文村人自己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的初衷。

  王澍的努力，也让文村人开始重新考虑古村的未来。文村最新有个规划，就是要全面整修古民居群内的水泥路，将其还原成青石板路，同时恢复文村古民居的水利枢纽，让400余平方米的太平塘与村内四通八达的石渠相连，将一幢幢老房子联系在一起。

  这是王澍特别乐意看到的。就在两个星期前，他和陆文宇又去了一趟文村，发现村里敲掉了河道两边的花岗岩，露出了令他们着迷的用杭灰石拼接出的人字形图案。

  许多年前，文村人用杭灰石来砌岸，直到前两年，各地流行在河道两边以花岗岩做硬化，文村也紧随其后。“我一开始就提出过要敲掉花岗岩，这回，是文村人主动提出并付诸实施了。”王澍有些得意，“这也再一次说明，乡村规划是一个综合方案，有更多的力量要加入，有更多的细节要跟上，建民居还仅仅是个开始。”

  “我很想知道文村会怎么发展。比如农民住进新房后，他们是否习惯？社会性的乡村建设力量的加入，如何引导乡村的经济业态转型？还有各种对乡村感兴趣的人，会给文村带来怎样的变化？”王澍说，“我们就像在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也想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关注乡村，这样，乡村的复兴才有可能实现。”

  文章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奥观视觉AOGVISION（施峥）

  文字整理自：筑龙网文章《王澍挑战建筑界最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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