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一室一主人之主人篇

　　喝茶得有一个怎么样的氛围，老觉得不满足，得有一个时间去思考。后来我朋友叫我写剧本，写电影、电视剧也挺赚钱的，中间也搞了一点戏曲，在那个圈子里面飞奔了一会儿，飞奔了好几年。

　　主持人：在您人生当中，越品越有味道的还有另外一件事物，就是戏曲，您最初接触戏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杨智深：戏曲就自然一点，我们老家的梨园戏也会听，广东的粤剧当时也有演出，我自己比较热爱的就是京剧，我有很怪的经历，当时听广东戏也好、福建戏也好，我们语言比较通，很多老师都说这些东西都是地方的，真正伟大的是京剧，是梅兰芳。我就去买了梅兰芳的卡带，磁带，大一的时候我听了觉得那么难听，真的觉得很难听，因为那个时候的审美完全跟地方戏不一样的，国粹有它的理由，可是就觉得很难听，唱的跟鬼叫似的，那种音阶、伴奏、各方面的审美一点都理解不了。

　　但是我想不会错吧，都说它好肯定是对的。我这人还好，不太容易放弃，我认定的事情一定把它搞明白。后来每天一下课进宿舍，把它按开，听一遍，强迫自己听，听完，听了九个月。

　　主持人：强迫自己听一种自己不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感觉？

　　杨智深：我听不懂这个，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要学的，就像吃苦瓜一样，一定要到某个程度才知道，或者熟悉这个氛围。当时我自己判断，可能是因为地域、文化色彩你无法理解，但是它既然到了那个位置了，都公认了，肯定是他对我不对。听了九个月，有一天豁然开朗，终于明白它好听在哪儿，就开始进入了京剧的世界，说不出来，就是接受了。就像吃榴莲一样，刚开始都忍受不了，一吃就进去了，因为它里边很多复杂的原因。首先是听觉、审美，因为我们听的不是流行的东西、不是西方的东西，包括广东粤剧音阶也是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的，若有若无、似对似不对的那种声音是很难接受的，也算听进去了。

　　在香港当时要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京剧也是一条道路，你起码摸得到，当时在图书馆翻当时的杂志、旬刊，翻完了，对那个时代有了一个理解和感受。跟在国内成长不一样，到哪儿起码都有传统的东西，而我们生长在一个英国式的城市，完全不一样，包括教育也是，我的成长几乎属于全盘西化的。但生活是没问题的，你可以生活得很好，也可以出人才。但我喜欢的范畴跟它是拧巴的，很难很难，除非它是作为考试，官样文章，怎么背怎么来，纯属思考性的东西那没问题，但是品位的话在香港是很贫乏的土壤，没有现在那么轻松，电视有一大堆戏曲，买茶也是一大堆的茶，那时候基本没有，都是要自己很辛苦地去寻找。寻找的过程也有乐趣，不是强迫你的，有点半强迫的，每天在你眼前晃。当时找一段录音，千方百计骗老师，因为我们音乐系有一个中国音像资料馆，是封闭的，不让人进的，有一些藏的录音，是很大的带子，专业的带子，根本不开放的。我磨了两年，骗里边的人，打交道，做公关，还免费给他整理目录。做目录的时候，一边翻出来，一边贴上，从大的里边选，转成小的磁带，再回家听，很有乐趣，这是寻宝的过程，很多录音现在很宝贵的，市面上不太流通的。

　　主持人：京剧、茶，各自陪您度过了一个在寻找中国情结道路上的两个时间段，我觉得它就像泡茶一样，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杨智深：这个基础是我老师给我建议的，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说，看得出我是真喜欢古典的东西，学习也比较好。因为我们当时出路很简单，到中学教书、当中学老师，要么就是考研、读博，然后在大学里面教书。他看得出来我好想不太满意这种生活，对我来讲，听完就说出来，听完就说出来，没有什么过程。大学老师也就是那样的，像我们文科的老师一辈子就讲，翻来复去的讲。老师看得出我的欲望很澎湃，他说你要找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去寄托，就是找一个桥梁。他说像我这种人最容易变成愤青，因为你只要怀才不遇，他说你在香港肯定不遇的，你写诗、写文章谁看啊，都没人看，你还卖钱，饭都吃不上，你肯定怀才不遇，肯定愤怒。他说这是不健康的，最好能找到一个能有人跟你分享的，而且你也可以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发挥出来，而且你有空间一直发展，你学那些东西真没用在那个时代，学不好无所谓，就是个谋生工具，学好了就麻烦了。

　　当时他问我喜欢什么，当时我说喜欢戏曲，他说戏曲也行，它是活的，在舞台上，会有人看。我还喜欢茶，他说这个好，这个有人喝。就是通过我的理解，所有的欲望、理想都可以通过工作去一步一步做。当时已经想得很清楚了，用戏曲跟茶作为自己的职业，京剧在香港还有点市场，当时也认识了京剧界的朋友，像于魁志，当时请他去香港演出，头一次出国，请他去香港演了三场。这种东西要有回响，观众的掌声、观众的鼓励，不像一个人写完诗没人看，放哪儿，那会儿连博客都没有。在一个文化学院里边有一个小的空间，很简陋，他很愿意把它做成一个茶聊，当时没钱，搞文化学院。有一些学者，没事就泡茶给他们喝，就认识了一些大学者，都说挺好，大家都挺认同你对茶的理解，其实当时很幼稚。

　　主持人：那时候多大？

　　杨智深：24、25吧，大学毕业第二年。

　　主持人：跟你对话的人呢？

　　杨智深：都是一些老先生，都是一代名家。中间我拜了一个师傅，曹仲仁，给我讲了很多东西。就是法住文化学院的那些学者说你这个很有意义，当时那些大学者都是研究国学的，都是晕头转向的，一点都不懂，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挺有学问的，你不如在这里开课吧，教人一些东西。我很尴尬，不行，大学毕业第二年，才24。他们说没事，有我们在。后来开了课，我记得好像14个学生，头一课去了之后，我坐在那儿，基本有一半是白头发，最小的是四五十了。坐了半天，我当时很害羞，见人少，不知道怎么开口。他们说不错，你那么小就对茶有爱好，还来学习。等了半天老师还不来，后来负责的那个主任就出来说我，你怎么还不上课啊。

　　主持人：大学时候走偏门也挺好的，可以给国学大师们上课。

　　杨智深：对，占了便宜。就开始讲，他们很不服，一个小孩讲课。头一课算过关了，我讲的他们都不知道。

　　主持人：第一课什么感觉？

　　杨智深：尴尬。

　　主持人：除了尴尬呢？过瘾吗？

　　杨智深：不过瘾。因为中国茶有不同体系，理论有不同体系，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有的问题没有想过，都是现想的，我才三四年的经验，很多问题都不知道的，当时就属于硬上，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给他听，有时候只是知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憋得说不出话。

　　主持人：尴尬。

　　杨智深：后来我很感谢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他们逼着我把所有问题都想一遍，我也常常说这个问题我下一课再回答你，因为我现在想不出来，就这么教了几千个，开课程开了好多好多，整个香港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教，不同问题产生的不同东西，包括泡茶，包括茶具，包括什么茶怎么辨别，都是逼出来的，你当老师不想不行，你可以不知道，学生问了之后就得想，想那么多总得想出什么门道出来。所以很感谢他们，又教了学费，还提供那么多的问题给我。

　　主持人：虽说是在教茶，可是也是在做老师。

　　杨智深：对。

　　主持人：会不会有重复的厌倦？

　　杨智深：后来厌倦了，最后我开了一个班，就是最深入的班，一班都有六课、八课，现在北京哪有那么长，六课都没有，谁能讲六课，坐着跟你讲六课，我从六课、八课一直往上升，最后那期是54课。大学一个专业才几课，那个时候我觉得饱和了，包括学生的理解能力，因为毕竟他不是搞这个的。在那个方面我很自私，刚才我说了，我教学生就是为了让我进步，教学相长。我觉得最后没办法进步了，而且天天还要重复的从第一课开始说。我们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脚踢的，你教完大学了，教完本科总想教研究生，如果又得回去教幼儿园，累不累啊。而且我看这个市场没有这块土壤，不是我赚钱的市场，因为大家的起居习惯、消费习惯、文化认同感，都不利于茶的传播，有些人很有钱，有钱愿意买国外的东西。后来为什么我很强烈要做中国好的东西，他愿意买好的，葡萄酒，他觉得无所谓，多少钱都愿意买。

　　茶，我当时都振臂惊呼了，几百块一斤的茶都卖不动，都习惯了卖到十几块、二十块的茶，卖三百块都觉得很贵了，我觉得这个价钱是因为大陆穷成那样，才会享受这个价格上面的剥削。人是这样的，我习惯了，我们无法接受贵的东西。但随着生活条件一直上去，真的很悲哀的，香港人喝的茶品质越来越差，因为他习惯了这个价钱，不像中国还好，贵的茶能一直上去，你说是不是炒作那不管，起码价钱能上去。如果上不去，农民怎么生活，茶农怎么生活，做茶多累啊，而且一年就指望这一季茶，剩下的时间就维护这个东西。但是香港人不行，到今天还认为茶是几百块钱，那天来一个学生，20年过去了，还认为是几百块钱。当时的农民那么穷，现在不穷了，但也不是很有钱，物价差多远啊。

　　前两年回去，五星级酒店中餐厅原来用的是云南最差的普洱茶，后来用不起了，得用缅甸的普洱茶，你想一个五星级的酒店中餐厅怎么会连几十块钱一斤的茶都用不起。

　　主持人：喝酒。

　　杨智深：红酒就无所谓，500块钱一瓶认为很便宜，但一壶茶300就觉得很贵。中国好很多，日本的茶还是免费的，基本的会有这个概念。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被这种文化包围了，再说也没用了。

　　当时法国一个葡萄酒专家告诉我的，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葡萄酒的，也是法国葡萄酒协会的，老介绍一些法国葡萄酒的专家过来。他们喝中国茶，也会问价钱，他们都崩溃了，这么好的东西卖这么便宜，这个太不可想象了。我说因为中国太穷了，而且最好的东西也就那样。当时穷到好的画都不值钱，不像现在拍卖行好的画都一个亿、两个亿，黄庭坚穷死了，差不多也成比例的。国民有钱了，经济好了，这些东西就得上去，喜欢的人又少，所以很多东西根本不值钱。

　　再后来中国开始喝老的普洱，都是从香港过来的，因为市场大，喜欢的多了，价钱就上去了，当时我们拿了根本都卖不动，几十年的，品质那么好，一千块钱都嫌贵。这没办法，人的消费是有一个模式的，不愿意动脑筋，觉得很贵。我说你买个包那么贵你觉得贵吗，他觉得不贵。中国实际上就是羊群，傻乎乎的跟着走。当时我就想算了，只有等，我就一直盼望，只能等中国经济好了再做这个工作。

　　主持人：等得起吗？

　　杨智深：等的过程我就写剧本了，很多问题我在思考，当时没想出来，觉得不满足，喝茶得有一个怎么样的氛围，老觉得不满足，得有一个时间去思考。后来我朋友叫我写剧本，写电影、电视剧也挺赚钱的，中间也搞了一点戏曲，在那个圈子里面飞奔了一会儿，飞奔了好几年。

　　主持人：你开心吗？

　　杨智深：另外一种，毕竟不是那种开心，虽然搞电影、电视是很主流的文化艺术，你可能在虚荣上会满足一点，每天可以在花花世界里面去生活，可以看到很多明星，大家都很羡慕你。但是我骨子里不是那种人，还是觉得没有让自己充分发挥的一种感觉，我老跟他们说不写，他们说你写吧，我说写剧本大把人会写，我不写还有一大把人呢，茶没几个人会做。我总得权衡，我不做的话，写剧本写的好的人多的是，不缺我一个，我自认为能把茶文化重新演绎的人不多，时间在那儿，20年过去了，我从教到现在都20年过去了。现在很多做茶的人没事会过来取经，说你怎么想那么多，我才做三年，你做二十年，你跑我走路都走得比他多，时间摆在那儿。从开始喜欢到今天已经有30年了，这个东西起来的很晚，有茶馆也是这几年的事，以前哪有茶馆，我估计十年前没什么人喝茶，顶多是花茶喝一喝就完了。这中间也一直在恢复茶具，因为我知道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有不同的瓷器、陶器，还有金属的、石材的，还有纺织品的，都得按照我的思维去恢复出来，还有整个设计、功能各方面的，我得找人做，做完之后还得改，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得跑不同的地方。

　　我在弄这个茶室之前有三年什么都不干，到处跑，因为得等，不是马上示范给你看，三四个月后样板出来，觉得不行，不行还得飞过去，再改。一个样品得改两三年，因为他们没有做过这种东西，因为都是纯手工的东西，不好找人，没人愿意陪着你玩，一点一点做。当时如果茶具做不出来都是白说的，人做事情首先要过了自己那关，我接受了才跟你分享。如果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我怎么跟人分享。在茶城里一买一卖，那就是贩卖，对我来讲，整个空间，包括品茶的感受、茶具，都是我自己理解的流露，这个我会比较爽，有满足感。不说生意不生意的，但是我知道它是会有市场的，茶那么大的行业怎么没有市场呢，只是走哪一部分，都说你走比较高端的，高端就高端吧，但是得有选择。人都是跟着高端的人，“擒贼先擒王”，你把高端的人给影响了，后面的人就跟着走。我从基层出来，没有那么大机构，从小学去普及？我不是教育部，不是文化部，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要先把高端的做好，把他的需求做好了，把整个理念拎出来，其实是不是我做无所谓的，谁做都可以，只要跟随这个意念就可以了。说满足现在是最满足的，虽然也付出了一些时间、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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