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之《深圳口述史》专访尤国忠董事长

摘要：尤国忠：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 1986年来到深圳。现任深圳市仁豪家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家具商会执行会长、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等职。

  这是一个黄金般的时代，也是一个集体怀旧的年代，深圳市政协联手深圳晚报社推出大型策划《深圳口述史》，通过100期重点访谈，书写深圳的光荣与梦想。2014年6月9日《深圳口述史》编摄组来到仁豪集团工业园总部，对仁豪集团董事长尤国忠进行现场采访摄录。6月18日周三《深圳晚报》在报纸B04-B05的《深圳口述史》版面对尤国忠董事长进行了大幅专题报道，书写了尤国忠的创业发展史，赞誉以尤国忠为代表的深圳家具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争相订阅收藏。

  此次《深圳晚报》的《深圳口述史》栏目对尤国忠董事长进行大幅专题报道，展现了他在家具行业巨大的影响力，从名不见经传的木匠师傅到深圳仁豪集团董事长，他用自己的行动见证了家具企业家专注的力量，他用“一生只做好一件事”的拼搏和专注，缔造着“中国板木家具第一品牌”。用尤国忠先生的话来概括：“深圳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城市，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你总会感觉自己跟不上，所以我总是不停告诫自己要努力拼搏，只有拼搏才会幸福。”

  相关报道摘录如下：

  本期人物

  尤国忠：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 1986年来到深圳。现任深圳市仁豪家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家具商会执行会长、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等职。

  从小木匠到家具业巨匠，尤国忠：爱拼会拼智拼赢人生

  1986年10月初，24岁的我一个人拿着“两封信”——香港亲戚寄来的信和老家生产大队开的介绍信，从福建的老家坐了20多个小时大巴车来深圳。当大巴车开进深圳时，我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发达国家。

  只见马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工厂，工厂旁边陈设着以前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马路上的车比老家多了好几倍，而且很多还挂着香港的牌照，走着走着还会堵车。马路边的人们也是行色匆匆，每个人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情……那是我来深圳第一天的场景，我心里想道：“一切都与老家太不一样了，这可是我小时候很羡慕的场景啊。”

  而在今天，2014年的6月9日，当我在讲述过去时，我第一个孙子刚呱呱坠地，我不得不感慨：一转眼28年就过去了，在深圳，我总算实现了我的梦想，做出了一番事业，我希望我的孙儿在未来能把家具这份事业传承下去。1986年10月初，24岁的我一个人拿着“两封信”——香港亲戚寄来的信和老家生产大队开的介绍信，从福建的老家坐20多个小时大巴车来深圳。当大巴车开进深圳时，我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发达国家。只见马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工厂，工厂旁边陈设着以前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马路上的车比老家多了好几倍，而且很多还挂着香港的牌照，走着走着还会堵车。马路边的人们也是行色匆匆，每个人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我心里想着：“一切都与老家太不一样了，这可是我小时候很羡慕的场景啊。”

  而今天，2014年6月9日，当我在讲述过去时，我第一个孙子刚呱呱坠地，我不得不感慨：一转眼28年就过去了，在深圳，我总算实现了我的梦想，做出了一番事业，我希望我的孙儿在未来能把家具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童年常常只喝米汤

  1962年，我生于福建泉州农村，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70年代的农村，我们要靠挣工分谋生，不像现在可以自由地到城市里找工作，大家都只能安于在家种点水稻和地瓜。那时农村基础设施不好，又没有什么农业科技，农产品收成很低——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一个人分到的稻谷还不到100斤，稻谷还要碾成大米，能吃的就更少。我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我排第四，童年时期家里过得非常贫苦，基本上吃不上米饭，只能喝米汤，更谈不上鸡鸭鱼肉，一年能吃到一块肉就很不错了。

  每逢放暑假，我就去做工。大人做一天可以评到9分半至10分的工分，但我只能评到3分。年终结算时一分相当于4分钱，所以那时我干一天农活才挣1毛多钱，但市场上的大米2毛钱一斤，按工分来算也要1毛4。

  家里的盐、煤油等日常用品就靠卖点蔬菜来换。家里种菠菜，自己就留一些老叶子来吃，把菜心拿去卖。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的学费主要是靠卖粮食，一学期大概两三块钱的学费要卖十几到二十斤大米。所以，70年代像我这样能读到高中毕业是很少见的。

  泉州是侨乡，我家里有些亲戚在香港，他们回来会给我们带一些小东西，比如万宝路烟、牛仔裤，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有香港、深圳。那时候就一直想到深圳，看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无缘大学改做木匠

  1978年我高中毕业，刚好那年全国恢复高考，考5科，总分500分。竞争非常激烈，我所在的乡村中学只考走了一人。我考了348.5分，离录取分数线刚好差1.5分，如果能找点关系应该也可以上，但家里没有关系，只能作罢。

  80年代前后，我们家乡的年轻人要么学做木匠，要么学土建或石匠，我后来就去学了木匠。现在木工都是用电动工具，我们那时候用的都是传统的斧头、刨子。因为老家到80年代后才通电，做学徒时，我一到晚上就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工作。

  头一两年，我主要帮师傅做些边角料的体力活，然后才慢慢学技术。

  因为书没有读成，家庭压力又比较大，所以做学徒时我很勤奋，经常加班到深夜。那时按件数计算，我一个月可以赚100来块钱，这在当时的学徒中算是高收入了。

  1980年后，我就当上木工师傅了。这并不多见，因为在老家，有些人学好多年还是学徒。因为我木工技术比较好，雕刻的工艺也不错，没多久就在周围传开了，乡亲要做个什么家具都会过来找我。只是当时的我肯定不会想到，初学木工时，师傅常说的“技术精，跟一生”最终真的被我演变成了“一生只做一件事——把家具做好”。

  那时农村人结婚都很早。1982年，20岁的我就结婚了。我们老家有个习俗，结婚要花几千块钱摆酒。当时我家没那么多积蓄，只能向亲戚借。那时农村普遍都比较穷，没什么钱，怎么办呢？可以借粮食、大米或稻谷。比如说，借100斤稻谷，然后折算成钱。到自己的粮食丰收时，再将粮食还给亲戚。我结婚时借的粮食折成钱约3000块，过了两三年才还清。很快又生了小孩，多了一个负担，生活压力更大了。

  仿佛到了发达国家

  改革开放初期，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深圳大力推行“三来一补”，吸引很多外籍企业来深办厂。当时，一些泉州人就从香港回深圳办厂，有的做服装，有的做雨伞，有的做家具。所以，现在深圳的福建人很多，大概与那段历史很有关系。

  我家有个香港的亲戚到龙岗办家具厂，需要一些人，我就过来帮他。其实我在老家干得也挺好，但最后还是决定过来，因为深圳一直都是我很向往的地方。

  不过那时不是想来深圳就可以来，先得去找当地生产大队开介绍信。1986年10月2日，我背着一个编织袋，带了几件日常换洗、土气还带补丁的衣服，一个人从福建出发，先到汕头，然后再辗转到深圳。

  当时没有电话，亲戚只是在信里告诉我要在哪里下车，工厂就在公路边上。一路上我都在担心和忐忑，不知道是否找得到亲戚的工厂，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随时可以联系；也不知道到深圳后能做什么，是不是可以发展得好。

  快到龙岗时，我看到马路两边一排排漂亮的工厂，挂着香港牌照的车辆在路上来来往往，踌躇焦虑的心瞬间变得很激动，觉得自己仿佛到了一个发达国家。

  从木匠做到副总经理

  为生活、为梦想，我们泉州人被逼着往外跑，到东南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及全国各地的都很多，特别是80年代至今，来深圳的就有40万人左右。

  我之前是木工，会开料、计算，会手工雕刻，进了亲戚开的家具厂后，很快就上手了。而且，深圳的电动工具比老家先进，在老家做一张床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在深圳一两天就可以了。

  那时，我还很年轻，精力旺盛，特别有干劲儿——我在生产车间里，一天至少要干10个小时，从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1点半到晚上7点。为了能多挣点加班费，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候赶上香港订制，头一天下订单，第二天就要出货，我们就通宵加班到早晨6点，回去睡一下，8点钟又起来接着上班，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那时我们上半夜加班每小时五毛钱，半夜12点后加班每小时一块五毛，所以很多人都抢着下半夜加班。扣除每天一块五毛的生活费，加班加点下来每个月可以赚一两百块。当时老婆也外出打工，孩子寄养在老家，我们一个小家就这样被迫分居三地。每天忙到筋疲力尽躺在床上的时候，各种思念和辛酸不禁涌上心头。

  那时候我们工厂的设备，成本从3万到10万块不等，我经常想：“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这样的设备，自己出来开个工厂啊？”虽然感觉这样的目标很遥远，但我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要勤俭节约、要拼搏、要走出来。那时我花在个人身上的钱很少，除了生活用品，洗衣粉、牙膏、纸巾之类的，基本上没其他花销。

  我刚进工厂时是普通木工，后来又做油漆工，因为工作表现好，我一个人能做好几个人的事情，从生产技术到工厂管理，包括招聘员工、订单管理等等。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老板认可，很快做到了车间主任，1995年我又当上了公司的副总经理。

  创业艰辛守业也难

  1999年，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我开始自己出来办厂。自己攒的，向亲戚借的，加上朋友的投资，一共筹到100万左右。虽然资金还是短缺，但总觉得一定要把握机会。

  刚开始我租了个四五千平方米的厂房，有几十个员工。因为整个市场需求较大，基本上做多少就可以卖多少，而且毛利率也很高。从第一个月开始，我们就看到效益了——1999年，我们每月做100万的生意，就可以赚20万，而这还算是当时的中等水平。

  记得工厂刚办起来时，我们不怎么懂销售，不知道怎么去推广，甚至买什么卖什么都定位不清。比如，在买卖环节中，你不让人家欠钱，你就可能会有很多库存；但让人家欠钱，又可能出现钱收不回来的问题。创业初期，这样的情况让我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

  每个创业者都会遇到资金老大难的问题。打开门做生意，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租金、水电费、工人工资等，但是手上并没有那么多现金流，只能一次又一次向亲戚朋友借。原材料商送货过来，我们就商量着下个月给钱。那时我们的经销商经常是以赊货的形式合作的，最紧张的时候，我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还被停水、停电。工人知道我的资金出了问题，怕自己的利益受损，联合起来罢工。旧的订单还欠着账，新的订单我不做的话工厂就运作不下去。那时的我，常常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饭钱在哪里，急得躲在屋里无声地掉眼泪，老婆也陪着哭，又不敢让别人看见。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心想：“如果这个企业做不好，也顾不上什么梦想了，要是对这么多人负不起责任，没有退路走就只有走绝路了。”

  就是因为不给自己退路，我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一步步积累起自己和企业的诚信。直到2000年以后，我将精力转到做品牌，做整体家具也就是现在的仁豪家具集团，我的创业路才算走上了正轨。

  2004年，我建了一个一两万平方米的厂房，2005年、2006年又建了五六万平方米的厂房，整个企业发展速度很快。虽然后来也经常碰到资金问题，但最大的困难是人才流失。我们对人才要求比较高，随着企业的壮大，每个岗位都需要相应的人才，但是年轻的一代都比较急躁，流动性也大。

  我们主要做内销，出口比较少，仅占10%~15%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们很紧张，惊慌了一阵，好在深圳市政府也给了补贴，加上国内市场还是很蓬勃，整个行业安然渡过了危机。着眼当前，家具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且政府也在转型升级，将一些传统制造业往城外迁。但是我们不怕，现在我们正在对生产设备、生产标准等进行升级管理，仍致力于通过提升设计水平、生产工艺、环保材料等，实现家具制造业的工业化、信息化、规模化发展，做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家具品牌。

  一路风雨到现在，从30个人的小工厂发展到今天3000多人的大企业，历经资金压力、人才流失、金融危机，我始终坚信要拼搏，一定要往前冲才有出路。

  做“深圳客”很光荣

  以前在老家，米饭都吃不饱；来深圳入工厂后，只要我勤快去干活就有米饭和肉吃。吃多少就有多少，没有限制，那时候感觉很幸福。以前母亲织布，可她的衣服都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穿；但来深圳后，赚钱容易了，我们不仅可以穿暖，不再缝缝补补，还会穿得好看一点。以前，我们称香港回来的亲戚“香港客”；80年代末期，我们回家，大家叫我们“深圳客”，那时我们感觉很光荣。

  为了孩子，妻子也一起来了深圳。之前她也在外打工，一个月差不多三四十块的收入。1989年，我们一家4人住在一个20平方米的单间里，租金30元。一家人终于聚在一起感觉很温暖，比在老家好。2003年，我买了房子，在这个城市的归属感更强烈，后来又盖了厂房，事业也越来越好。

  来深圳20多年来，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勇气和机会，让我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如果不来深圳，我可能在老家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工老师傅。没有经历过环境的磨练，没有经过坎坷，我的视野、知识面、个人素质肯定没有现在好。

  深圳给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虽然很多是以现实磨难的形式，但更多的是一些内地没有的机会。1996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记得当时，我很激动，感觉自己终于来了香港这么好的地方。但今天，香港人却很羡慕深圳人，深圳发展速度快，我们这边工作环境、生活成本、活动空间比他们更好，生活更幸福。

  福建80年代有句话是“爱拼才会赢”，90年代变为了“会拼才会赢”，2000年后成了“智拼才会赢”。深圳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城市，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你总会感觉自己跟不上，所以我总是不停告诫自己要努力拼搏，只有拼搏才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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