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转折为上 | CIID广州专委会思辩会

摘要： 设计行业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由快速增长的相对稳定时期进入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下一个稳定状态会是什么？新的规则是什么？如何去应对这些变化？1月13日，CIID广州专委会以“转折”为题的自由思辩会在汤物臣·肯文创意集团举行，大家自...

  设计行业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由快速增长的相对稳定时期进入一个不稳定的阶段。这是一个重整分化的时期，下一个稳定状态会是什么？新的规则是什么？如何去应对这些变化？而你，能否撑到这个稳定状态的到来？借之前微信上一篇很火的文章的标题来自问，建筑师（设计师）你转个P型，除了画图你还会干什么？

  1月13日，CIID广州专委会年会以自由思辩会的形式探讨“转折”。转型这个词太宏大、太沉重，“转折”就显得灵活轻巧多了，能轻轻舒一口气儿。大家自由围坐，从设计思维、设计手法、企业管理、设计的价值、设计的属性等层面去探讨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怎么“转”。

CIID广专委常务副会长，广州思哲设计院总设计师罗思敏主持思辩会

CIID广州专委会秘书长胡小梅介绍CIID工作

    在思辩会上小浪看到了很多广州设计熟悉的面孔，70后设计师是主力，有50、60年代的设计师，广东设计的开拓者，比如罗思敏、吴宗敏、梁永标、广州设计师心中的“男神”赵健教授，也不乏80、90的面孔。行业的变化，是每一个年代的设计师都要直面的。

  设计行业在诸多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而CIID也在转变。你会发现近年来很多设计大奖年青设计师的面孔渐渐取代老面孔，CIID顺应青年设计师群体的变化作出调整，比如今年的改选，新一代的设计师接任，带来新面貌。CIID广州专委会执行会长谢英凯，侯任副会长何永明、曾国强、吴宗建都是70后，广州设计的中坚力量。借转折之机，期待新鲜血液的加入，能重新激活广州设计的能量。

  会前小浪采访设计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转折，你是焦虑、迷茫、激动还是平常心?曹海涛在会上分享了一个国外设计师的经历：客户不满意方案，但是设计师坚持不肯改，最后告到法院。法院跟业主说设计师是专业做这个事的，你得听他的。曹海涛话音刚落，全场的设计师鼓起掌来。我脑中浮现四个字“扬眉吐气”......所以面对转折，我想很多设计师是激动的，中国也有机会迎来设计师执掌话语权的时代。

  在晚上的联谊会上，广州设计师们举杯大喊“2016，转折向上”，那一刻小浪也是激动的。正如一位设计师在会上所说，我们要感恩转折，因为“折”才会停下匆忙的脚步，才会反省思考，才会有进步。

  那，大家思辩出什么花火呢，有掐架吗？请看现场的一些精彩分享——

谢英凯 汤物臣·肯文创意集团董事/设计总监

——设计内外：公共性、开放性、可持续性

  当初说在风口猪都能吹起来，现在风停了，猪就摔得很惨。现在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社会和行业，很多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大家都能感受到。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前辈们，在同一个竞争环境里大家都是平等的，都需要在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中作出改变才能迎接未来的竞争。而当今可能80后会成为70后的老师，90后成为80后的老师，甚至学生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我主要分享设计观念的转折。所有的组织、个人或公司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和设计的价值观。TOMS这个公司我把它定义为社会型公司，它每卖出一双鞋就会捐一双鞋子给非洲的小朋友。我们做好自己和公司，还要有社会责任感，设计之内和设计之外的东西都要做。

  我还想谈谈设计的可持续性。如果我们长期做一件事，用什么思维做？比如绿色、环保，很多时候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观念上的问题。很多公益都是在捐钱，这钱花完怎么办呢？广州从化仙娘溪村有很多留守儿童，用以前的方法捐钱、捐物就可以了，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产生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当地经济落后，我们就帮助当地组景区规划，建乡村图书馆，改造房子做旅社、公共社区、展览馆，开发农产品，帮助他们改善经济。

  还有我参与的7+5公益设计组织，在关注城市公厕设计的问题，我们想做一些善意的设计，可能是很小的事情。老城区不仅缺乏公厕，还经常设置在角落里看不到。但我们发现老城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缺厕所，而是缺公共社区，也没有公共设施。小时候在农村的大榕树下，可能会有爷爷在讲故事，年轻人约在那里相亲，没有人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但会自然聚在一起。所以公厕的设计我们引入社区的概念，希望把公共厕所做成“大树”，做出社区的功能，会有公共性、社会性的活动，而所有人一看到它就知道这是厕所。

  《无缘社会》这本书写的是日本现在的一些现象。“无社缘”没有朋友，和家庭关系疏离甚至崩坏，这是“无血缘”；和家乡关隔离断绝，这是“无地缘”，死了都没人知道，未来社会是这样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做设计要更多去考虑社会人文，跟人有关系，跟生活有关系。我觉得设计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要转折的是，要把设计观念做成一种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

曾国强 柏舍励创董事

——设计企业管理者角色定位

  从我刚毕业到现在，整个行业一直在转折。我转了很多次，但现在应该是转得比较大的一次。过去中国的装饰设计行业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的爆发式增长而发展。我们毕业的时候是工作室的状态，现在很多设计企业规模发展到很大，就涉及到很多管理，怎样用人，怎样培养人等等。2016年跟2008年的金融风暴不一样，现在是新常态，供给侧改革，是社会和产业的变化，其它行业已经早我们很多发生了改变。

  设计行业同质化很严重，在座很多公司都在做大开发商的项目，做的东西很相似，我们就没有议价的权力，发展就遇到了瓶颈，市场不好没有预警能力。2015我们在业务类型上开始转变，会做不同的项目类型，相对蓝海一些的东西，比如在做地铁项目的开发。房地产也在做，但现在不仅仅是做房子的设计，也做社区。

  现在开发商房子不好卖倒逼我们去转变，怎么转？现在企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要求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多。我很多时候在想应该怎么去当公司管理者，怎么做新的分配方案，让员工一起去面对这些困难。管理越来越难，时间越来越碎片化，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是工作时间玩一下手机，现在是玩手机插一下工作。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让团队变得主动?互联网思维是去中心化，组织机构扁平化，我们想尝试做这个，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思考。     

何永明  广州道胜设计设计总监

——有“我”还是无“我”

  “转折”，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来形容叫居安思危，所以中国人存款很多。中国人觉得很苦，设计师更苦，睡得比鸡晚，醒得比鸡还要早。中国人没有信仰，有句幽默的话：你信什么教，他说我什么教都不信，我就信睡觉。设计师很累，没有组织就更累了。我40多岁了，当我四十岁的时候，我问自己我没有困惑吗？孔子四十不惑，我有很多惑。

        东方的美是抽象的艺术，西方是很具象的。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刚才曾国强说设计同质化，同质化就是太表面，太具象。我觉得中国的调性是比较内敛、精致的。我做的一个有中国气质的空间，做了一些变化，屏风用不锈钢材料做了稍稍的变化，用石头做抽象的山水画，不用惊天动地的创意，从很多细节去体现变化。

  我以前老觉得有些客户品位不够，把方案改来改去，我觉得他不懂。现在我的方案是被人改得少，因为我会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年轻的时候更关注好不好看、漂不漂亮，从“我”出发，现在要无“我”。这是我很大的一个转折。

吴宗建 集美山田组总设计师，华南农业大学环境设计系主任

——设计之内：可持续发展设计为民，还能赚钱

  我们做设计的观念在改变。我在研究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当年CIID广州专委会用竹子做的鸟巢，从今天的角度看是可持续发展的建筑，不但影响了我，还影响到了我的学生。10年后我们的学生在新会用竹子做了一个超大型的建筑，4万多平方米，把老厂房进行改造。这建筑是临时建筑，10年后这竹子就可以随便扔掉，不会对环境产生破坏。

  设计之外的时候大家都不想谈设计，好像一谈设计就很苦逼，所以大家都去玩，玩陶瓷，玩高尔夫，玩茶叶。我一直在设计之内，一直都为设计而苦恼，考虑公司怎么运营，考虑设计怎样对社会有益。我们曾经出过一本书，发表的时候黄惟雄写了评语把我形容成苦行僧。其实做可持续发展的设计不苦，如果是苦差事，就没人想去做。对社会有益，对环境有益，同时还赚到钱，这样的可持续设计项目大家才抢着去做。

  我们新会陈皮村的项目让它成为2015年全国特色名村，为老板赚到钱，我公司也挣到钱，老板还介绍了很多项目给我们做。我希望通过这种可持续的理念来让业主赚钱，设计单位也赚钱，而我们最终目的是对环境包括对整个社会有贡献。这种项目目前我做了5个，每个项目都赚钱。我希望可以更好地传播这些理念，让大家改变做设计的意识。

曹海涛 广州威海顿酒店装饰设计总裁

——一位荷兰设计师在中国的转变

  这种自由讨论的场面在广州早年是很常见的，我们叫吹水会，那时候喜欢聚在一起吹，有时候在吹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思想上的交流。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了我》，写的是一个荷兰设计师在中国九年的设计经历。里面有几个话题我认为很有意思。

  这个设计师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但是业务并不好，他就想到机会比较多的城市闯一闯，闯之前他拜访了英国一家很有名的大设计公司，这个设计公司在中国有很多项目。老板跟他交流以后画了一个图表。他说我们公司为市场大概90%的客户服务，在90%的客户里，只有10%的客户接受新的想法，80%的客户不接受新的设计。你的客户只占10%，这10%里有9%不接受新思想，只有1%接受新思想。为什么你做不大，因为你没生意做。这位设计师就下定决心闯中国了。

  在西方，设计师在金字塔尖这个位置，客户在最底的位置，建筑商在中间。在中国，客户在塔尖，设计师在底部。在西方福利好，设计师的追求是理想。要搞创新，提高作品的附加值，新的技术、新的形式出现。当客户提出反对，比如高造价，他们会说服客户，造价上去了但作品的附加值也上升了，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增值。将这套理念搬到中国，建一个失败一个，一直失败到没脾气。但是这个设计师很聪明，当他发现中国市场是这样的时候，他的策略就发生改变了。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知识产权”。

  设计师在西方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客户一旦选中了他，合约关系在那里不能随便更换，客户想改？没门。曾经有个极端的案例，客户不喜欢作品的颜色，但是设计师坚持不愿意改。后来那客户实在忍无可忍，告到法院。法院说客户不是专业，设计师是专业的，因此他做出的设计应该是正确的判断，你不能改。设计师主宰一切，很幸福，你们都想这样吧。现在的中国根本不可能。

  到了中国这一套没用，这个设计师因此做了调整，根据客户的喜好而设计，在不影响客户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尽量完善设计，不把设计做到最好，做他认为最符合业主要的东西。

  中国人提出的产品要求往往不具体、不确定，往往他们的评价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判定，不符合风水，这就是主观判定。外国设计师要吃透中国文化，要感悟到意象的东西，很辛苦。当他了解了这种逻辑以后，将中国主观东西变成客观的东西。客观的东西是什么？往往是准确的数据。这数据为他的设计带来了跟国内设计师与众不同的做法，9年以后他在北京成立自己的公司。中国对他的改变的整个过程很有意思从他身上引出这几个问题，值得设计师对转型进行思考。

梁永标 广州森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设计师

——找回自己最重要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转折。刚毕业出来的时候，做手绘没过几天好日子又变成电子绘图，到做包工头好赚钱。有CIID这个组织以后，终于有点回归到做设计，又发现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电脑效果图以后更累了，因为大家都比效果有多漂亮。好好做设计，发现自己还是很累，因为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也没赚到多少钱。我们一直都很迷茫，中国快速发展的这30年没办法不迷茫，你还没搞清楚它又在变了。所以我就干脆不追了，活好当下。十年前我画的手稿有朋友说把它做成雕塑，现在实现了。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找回自己最重要。

广州思哲设计院总设计师罗思敏

——做自己热爱的

     现在社会日新月异，老人家是不是没办法跟上了？以前是一窝蜂赶，现在是多元化存在，有很多领域可以发挥。吴宗建做竹子建筑，我们在座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那就不比这个。比如现在我在做乡村改造，不跟你们做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不要放弃，做到自己热爱的就可以了。

郭为成 广州都市原点建筑装饰设计创办人

——转，还得先"专"

  我是80后，我毕业两年后又回来上学，因为我越做越迷茫，现在很多刚毕业两年左右的年轻人跟我当年的感觉很像，工资低又很忙，当时我在深圳都没看到过夕阳。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就来到了广州美院继续学习。赵健老师给我们上设计策划这门课，送了我们一句话：设计是解决问题。这句话支撑我很久，一直到现在。

  但最后我又发现设计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我做的是外表好看的问题。为什么客户会改我们的方案，到后面客户认可你的方案，因为你有了无我。作为设计师是带有太多自我的主张在里面，这种主张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我们把自己钻进去，就发现就有很多东西冒出来。  

  年轻一代的设计师该怎么转？我现在没有车所以我把“转”的“车”擦掉，变成“专”。我在活动开始前参观汤物臣·肯文的办公室，不是看装修而是看管理的系统，这才是最核心的。我现在主要做酒店系统、办公系统，也是从客户研究出发做设计，做一个系统。别的项目怎么做到专业呢？龙志雄做SPA、会所的设计很在行，而我不懂，他看我的东西也觉得复杂。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研究吧，所以，我和龙志雄、戴慧雄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ADD，联合起来去做更专业的事情。

林建飞 广东省美术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林建飞工作室创办人　

——设计之外：角色之转换

  我接郭为成的话题，我还是要画上车，没有车转不了。我们要感恩“折”，如果没有“折”，我们不会停留更深入地思考反省。我们设计师要反思自我定位跟自我价值的判断，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现在已经不当自己是室内设计师，也不当自己是建筑师，我觉得我是公共艺术家。前段时间我在一件做很有意义的事，北京路家居的设计，做城市的家居。设计费很低，但是我觉得有义务帮广州市做这样一件事。方案主管领导看完以后样板要摆到区府里，我觉得还要摆到大街上让老百姓评判一下。当我的设计不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说明我的设计价值一点都没有。这是角色上的转变。

  对设计师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管怎样提要求，设计还是离不开人作为主体、环境作为客体。设计师价值观的评判已经从原来的解决问题、创造商业价值说到文化的传承。除了价值观、思维上的转变，还有态度的转变。设计的立场我认为更多是社会的担当，我们既要考虑到设计之内，也要考虑到设计之外的东西。既要活在现实中，也要活在理想中。

赵健 广州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设计不再是专业而是生态环境

  今后设计不再是专业，设计会变成一个生态环境。现在全中国大部分城市没有谁不会拍照，拍了照片男的要修图，女的要美图，这过程是设计的自觉。设计逐渐不再是我们这些人独有的实力，会变成每一个中国人有意无意做的事。设计师不会是绝对的一个职业，设计的边界变得模糊，得以新的方式来还原设计是什么。

  时代不一样设计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最早的时候解决问题得靠一张嘴，要讲客户不懂的话，他懂你，那钱没了，这叫忽悠。今天不一样，你跟客户讲的话，十句有九句都要他听得懂。过去他听不懂就成功，今天他听得懂你就有可能成功。设计师过去习惯说我认为该怎样，不太习惯说为他想该怎样，所以我想这所谓的转折，第一个转折就是占位。屁股指挥脑袋，但是这屁股永远不要站在设计的角度，尽可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这是关于解决问题。

  30年来设计竭力想跟艺术理清关系，现在结合得好那就成功。今天想把设计完全架构在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互换性之上是走不通的，而艺术就可以打破这东西。今天能够请各位做设计的业主，不管懂不懂，他不敢说艺术不好。艺术运作得好会使得30年说不清道不明的企业形象提升。也许再过10年，艺术这牌也得转折，现在艺术这牌还可以做几年。设计行业在今天的转折中，一定要用好广义上的意义，不管什么都是艺术的一个点，比如说青花，可能在某一个空间想法中，它的架构不是室内设计，而是更高的东西。

  我建议各位注意这个时代另外一个特点，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的跨界，不需要过程，一夜间就跨了。农夫山泉搞了30年，但是恒大足球只需要一场90分钟的球赛就能够树立一个跟农夫山泉抗衡的品牌恒大冰泉。   

  今天这个时代设计朝前走，做无限的加法，或做极致的减法，处在中间都没有出路。极致的减法，在中国空间的设计里大家基本上定义为材料，比如说原木、混凝土。现在最值得注意的是无印良品，这是亚洲产品设计的代表，跟人基本需求相关方方面面的东西，以最平和的方式做。跟空间无关那就是优衣库，它就是做基本款，但是各种细节都能考虑到。在今天的空间设计转折过程中，谁有能力分得越细，做得越基本，想法就越有高度。

  另一个是尽可能跟工业设计相连接。扎哈她以工业设计的设计逻辑来制造不同尺度的形体，大属于建筑，小属于产品，再小属于奢侈品。我认为以后室内设计那就是做空间环境的组织者，而不是现在的空间环境的生产者，为业主把散布在世界各地方方面面的元素做一个组合。我们来组织生活方式，组织生活方式就是设计费。这个行业再往后面走要我们一笔一画做的设计会越来越少，趋于我们的远见和覆盖面不断去组织不属于这个行业的东西。尤其在互联网时代，设计师干的最多的事情，是在更大的事里组织这种东西形成设计的概念、设计的过程、设计的逻辑、设计的方式和设计的价值。

  设计师怕是怕定型。就像成功的导演一样，既懂富人又懂穷人，导演需要有这样的生活体会。设计师要不断感受时代的变化，现在设计师阅读的广度是不够的，这个时代深度的阅读很难做到，那就增加广度，既要研究金木水火土，也要体验声光电。

  对广州设计师的发展，我觉得可以有以下几个小点：

  杭州设计圈的设计师在生活跟设计上的精致化方面做得比广州好，包容性、收放自由这一点广州比杭州好一点。杭州有“强迫症”，广州有点“性冷淡”。我建议大家认真对广州既存的空间现象做一些接触，好好在这方面研究一下。

  在不差钱的情况下需要做一些非委托的项目尝试，不是生意，是爱好，这非常重要。有钱做大的，没钱做小的，再没钱做极小的。成都有画家王亥，他做了成都崇德里的改造，已经不是简单的定制和委托设计，把饮食+空间艺术+品牌营造等合在一起，给成都带来新的东西。我觉得广东设计师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这方面明显的趋势。

  第三，可以联络更远地方的设计师一起来做，那时候交流用的就不是广东话。客观来说，这些年广州设计师走出广东的大项目越来越少了，更多是深圳，但我不认为一定要大项目，而是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用广州话做设计，这个要小心。广州设计师有时候要借助一些机会跟没有大榕树地方的人来做一些玩意，这尝试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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