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设计周➀ | 肖全：我们这一代人（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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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15 - 16

中国·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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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演讲精编）

人像摄影师 —— 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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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是我在1986年到1996年二十年时间做的一个选题。

时间是1976年，当时在高中。我穿着我姐夫的军装特别想当军人。那个时候不需要老师来告诉你，那个时候就自己会抓紧时间。

后来成了空军，在天上飞了四年，有一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飞行高度大概在八千到一万公尺，看到北京一点都不大。在那么高的地方看北京周围被燕山山脉围着，好像一阵风刮过来，就要给埋了。

后来我们说看一个事物，应该有不同的角度，大和小是相对的。

1980年我老爸给了我一百八十块钱，我在北京大栅栏买了一台一百六十块钱属于我自己人生的第一台照相机。那天我特别激动，因为从那天开始，我有了制造影象的权利。 

中国的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照片，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照片。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起了一个念头，我知道我接下来想要做什么，后来我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我们这一代。

1983年的一天，我突然走到一个妇产科医院，生小孩的地方。那天下了很大的雪，从里面出来两个小孩，一个用毛毯裹得严严实实的，被抱进小轿车里，然后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出来另一个，上了三轮车上面的竹椅，然后他的父亲就非常吃力地骑着三轮车，我当时就想，其实小孩一出生，真的有一种贵贱之分，这是很有意思的感受。

我觉得作为摄影师来讲，最重要的真不是一个机器，而是你的一颗心，你的眼睛你怎么样观察，你怎么样感受这个世界。

今天用网络的方式可以让艺术让全世界都知道，比方说乌镇，现在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微信一发，世界各地都看得到。

顾城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非常喜欢拍照，他说他们有一种研究，因为那个大家都想说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最省钱，然后他说他头顶上的那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给他的。

那天，我们一起喝茶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舒萍他已经出过国，顾城还没有出去，舒萍就讲了很多他在国外的一些见闻，他说在国外，即便在上边穿了大衣，下边还要捂着腿。那个时候都没出去过，很难以想象他当时描述的那个场景。

后来我们一帮人回去的时候，坐了中巴车，他就带头唱俄罗斯的一个农歌，叫做“三套车”。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当时放声的齐唱，我们那个车穿过街道。

其实后来我觉得，其实要得到一种快乐，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

 崔 健  

大约也是1989年的冬天，一个圣诞节我们一大帮朋友，在成都一个郊外。第一次听到，崔健的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慨。因为我在之前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真诚，这样有勇气来表达自己对生命，对世界的看法。

他看到我拍的照片说，特别喜欢，咱们一起长征吧。后来我还跟我朋友说，我朋友说干吗跟他去啊？

后来真的就结束了，特别可惜，然后他回到北京的时候，继续在台面继续在一些不公开的地方地下的状态演出。

精神上的贫困年代

我当时在深圳喜欢上一个唱歌的女孩，我帮她拍了很多照片，我就拿了一络照片去她家里，她正好在放这首歌，CD壳写了两句话她说，在战争的年代，是上帝因为我们拖欠，在贫困的年代是精神引领我们上升。

她指的贫困是，在精神上的那个贫困的年代。这是罗琦，也是南京的，她好象也是在南京出的事。然后老崔给我写一封信，说他二十八岁生日刚刚过了，他是八月二号的，六二年八月二号，我觉得没什么感觉，他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在外面巡回演出。

广州双年展

广州双年展的展览的门口，这是王广义、张小刚、栗宪庭被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周顺亚、聂永青这个是那个谁的，他们的老师。张佩好像是艺术界影象的教父级人物。

我听到这个故事，他当时为了参加广州双年展，他送作品的时候，他去晚了。去晚了之后呢，看到评委坐着，他特别胆怯地进去把这个作品，恭恭敬敬的放在那，然后那个评委说：“好你可以离开了。”

他没敢转身走，他就退出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现在是当代艺术画价最高的一个艺术家。就是这个罗忠毅画父亲的艺术家，当时在四川美术院院长当了很多年以后，他当时有一个作品叫《父亲》，其实那个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张艺谋

这是《我们这一代》，最早的一个版本，九六年出版的一个版本。这是在1994年底在苏州，他拍摄他跟巩俐的一个电影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大家都知道，他是摄影出身的，做了导演。

张艺谋是我碰到的，所有人当中我觉得精力超旺盛的人。我跟他在一起拍电影，他睡眠特别少，我从来没看到他打哈欠，一次都没有。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电影是一种推动作用的人，张艺谋的平头一直是巩俐给他剃的，当时剃头的时候，我没有去拍照片，就是在当时现场的时候，无意识的巩俐在给他剃头因为张艺谋拿看着是剧本，他说的一句话我记得，我不一定在中国是最好的导演，但是我一定是最勤奋的导演。

我从来没有看到张艺谋在玩超过一分钟，所以我觉得所有这种荣誉他得到了东西，都是他应该的。

这是张艺谋跟我一起，他在喊预备开始，我们拍了一张海报，这个照片我从来就没有拿出来过，直到14年的，我在成都当时那个展览新的书里面，我才舍得把他拿出来。

杨丽萍

这是我跟杨丽萍在92年的北京的时候，看到这个照片我想起两个字就是缘分，其实当时我在拍san毛的时候，我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天堂之鸟，然后这本小册子后来就被杨丽萍看见了。

96年她掏了几百万，做了一个电影叫太阳鸟。后来得了一个大奖，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公演。这是她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和她的一个搭档在排练两棵数，过了几天她到台湾，那个时候她在那边第一场演出就首访台湾。

詹友明

詹友明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诗人，我拍他这张照片是在成都，拍了他以后，我那天把这张做出来，做出来以后他那天就在我回家的那个路灯下等我，我骑着自行车遇到他以后，我把那张照片给他看了，后来他看那张照片，他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这张照片，我说到我们去。

他到我们家之后仍然在看这张照片，然后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他说如果你给这个人拍照片，一定是这个人终生最好的照片，后来我觉得他是写诗的，又是我的哥们，觉得他说话可能一直就很夸张，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接下来我帮很多人拍照片，好像不断应验他说的那句话。

然后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是，他在大学那年喜欢上一个女孩，他去北京看她，那个女孩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嫁人了，她嫁给一个已经出远洋的大富翁，詹友明当时就是心里挺难过的，他当时买了一张火车票，从北京回成都。

然后上火车的时候，他拿出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就写了一首诗叫《再见夏天》：

我用整个夏天统统告别

我的悲怆、我的诗歌

皱纹披他脸体，岁月在焚烧中

邓丽君，刘仲藜

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我把拍的剧照给他看的时候，他说我们开机的时候还那么年轻，好像这部戏让自己老了一样，海报挂起来时感慨说：“当时我在想，因为他们跟巩俐特别亲近的人，他们就管他叫小姐。”

我一直很想拍这个，拍那个，有一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奥地利的一个歌手，他到了我的暗房，我说我没有时间，他说你有时间啊，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了。后来我发现这个真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我就听了他的话，我就把工作辞掉了

看到这张照片，我想起我拍完这么多人以后，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拍得不错，有一天我在深圳接到他的电话，他对我破口大骂。真的，他觉得我把他拍的变形了，当时我只有一个24的定焦镜头，在透视关系上有一点变形。

其实很多人问我，你拍那么多人，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遇到什么不顺？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只是这哥们，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中国非常非常的红，红的发紫，就是他电视剧一演的话，就是万里空巷。

他那个时候住在北京友谊宾馆里，当时他租了一个地方叫苏院，后来这个李少红看完这张照片以后说，中国好像就抗在他肩上了。当时我去拍他的时候，是王斌带我去的，他当时穿了一身西装，是一个记者在采访他，后来他看到了我带去了一些照片之后，他说我知道了，我要做什么了。

然后他说，我们今天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说我在电视里，好像你有一身皮夹克。他就把那个西装换成了这身衣服，然后我当时身上有两台机器，我就故意把他引到这来，我就边说边拍。然后大概拍了一堆，我就觉得应该够了，后来我在94年的时候，在深圳给他看了这张照片，他特别特别的喜欢，这就是要比这个。

就是宣武门那块当时有一个教堂，现在好像还在，他的很有小说被改成各种各样的电影，尤其是张艺谋合作特别多，这个就是小刚现在是中国当代艺术这个领域里面的，基本上是领军人物了，当时在成都的一个走马街的，他最早的一个房间里，他很多特别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个空间里成立。

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的画会卖这么贵，那个时候如果为了钱的话，可能他们不会到今天。这是现代摄影的，这是后面的刘精诚，这是一个香港人，后来他成为美言社驻莫斯科分设社长，他拍到一张特别特别重要的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里，向全世界在宣布，苏联解体的时候。

然后他当时就跑，被总统踢了一脚，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拍到了。后来他的那组照片得到了大奖，他现在在上海做了一个艺术空间特别棒，我跟他还有一些合作。他叫高路生，据说路生他是在长征路上出生的。

他是一个在早期就是下乡到白洋淀的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下农村，因为当时让知识青年，下乡去锻炼接触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写了一首诗叫北京的六点零四分，他写了一首诗叫相信未来，很多他的同类是读了他这首诗以后，提起勇气就咬牙坚持下来的。大概那个诗句是：

当我的石榴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映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的用零散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写下，相信未来。

很多人就是读了他这首诗以后，咬牙坚持下来。这个是一个后来那个陈凯歌就说，那是老郭啊，这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唐朝乐队，徐斌，这个是他的一个作品，然后他带了两本书，把他这首西方的字和中国的汉字其实都是他的藏的字，然后让他们这个作品让他们通奸，让文化通奸在北京郊外完成的一个作品。

其实如果是放在今天，很有可能没有这些照片，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的话，我可能觉得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不要去影响人家，去打扰人家，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用广州话来讲，我就是太窜。

谭天说，我采访人从来不提问，我只凭一种感受。当时我想，我要不拍照片，我就白来了嘛我就给她拍照片，她在酒店里，就指这我说你不要拍那个金属的，我特别不喜欢那些金属的照片，后来我在拍她的时候，刚才给你们看到的那个向导，她一边看那些照片她一边摇头，我以为他不喜欢。

然后我们就是约好了，第二天给他拍照片，我把第一天拍的照片做出来给她看的时候，她对我说肖全你的技术是一流的。他当时穿了一个白衬衣，然后把她的头发盘在头上，我觉得她的样子当时挺像一个西方的一个知识分子。

她当时也推掉了两三个采访，我们就骑自行车回到我的暗房，拿着机器带着胶卷，我竟然去看外景，然后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普通的场景，后来我就对我自己讲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拍她了。

后来我就发现，他的文字特别有画面感，非常的精采，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在拍这么一个人，虽然我第一次拍了她，是我并不知道到底她和她文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后来我就去找她的时候，我说我刚才看了你的文字，我特别的喜欢。

然后我问了一个特别傻的问题，我说河西呢？他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唉这么多年里，我眼泪都哭干了，他说你接下来看吧，后来我就跟她一块出门，背个一个摄影包，一个脚架然后出到这个门口，我们就朝这个街道走去，然后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

我们到了这个胡同以后，觉得那天就像一个电影的拍摄基地一样，非常的静宁，然后那帮孩子在路边上玩，老头、老太在的打牌什么，后来她就说一句话，如果能把这个地方保留下来就好了，我们拍了她喝茶的场景。

他说我接下来要完整一本杂记，他当时从成都去了重庆，从重庆到了杭州。她有一本杂记，他说做得下就用这些照片，都给我放着吧。其实我当时给他寄了十来张，她收到了，那接下来呢，发照片的第四天就接到一个电话，san毛死了，我说不可能。

其实我挺难过的，我挺责怪她，我说不是说好了，明年夏天我来找你，天气热我们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你拍照片我来写字。其实后来不是约好的，怎么就跑了？后来我一直到接下来，再也不可能见到她了，我也不可能帮她拍照片了，我就把剩下的哪一天我们拍的三个半胶卷，40分钟拍了这样一些图片，然后把它全部冲出来，然后就做了那个是天堂之鸟那样的小册子。

她从小一直在让自己按照自己的心去走，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觉得她一生都在自己做决定，他爸爸有一篇文章里有谈到，就是她爸说，他出生在重庆，很多人在家里都有水缸，有些人的水缸是埋在地里的，他们家的水缸就是在院子里，大人告诉小孩不要去玩水。

结果有一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听到两只小脚在拍打，就是她在玩水，一头栽倒这个水缸里，他的两只小手撑着这个水底，然后两只脚在发出声音。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她作出了最有力的决定，妈呀我不能死。

然后她发出这个声音之后，确实他人就把她包起来，不能哭，他说了一句耶稣基督。然后，在她读中学，老师体罚她，在她脸上画了很多鸭蛋，她特别受不了回到家里后，然后她开始自学，有很多艺术家做他的老师，就是拍电影的一些导演跟她混，后来她还是觉得这些人没什么意思。

她又作出决定，去旅行到了西方，包括她跟河西，包括她最后的一个动作，我都觉得都是她自己在做决定，所以后来我觉得，其实这个人是对中国或者是整个华裔圈里面，有特别大影响的人，今天很多人，读了她的书他们自己背着包，去闯荡世界，我觉得都跟她的经历有关。

所以我经常在跟年轻人讲，一定要有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千万不要犹豫，想到了就要把它完成，毫不动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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