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结的婚，旅行回到北京，就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全国重开高等院校公开招生。平地一声雷，这个消息等待了多久啊！无论是在北大荒还是北京的工厂，每当有推荐工农兵学员机会的时候，心里总是暗暗地祈祷。虽然知道幸运几乎没有可能落在我这样背着家庭“黑锅”的人身上，但是渴望的念头从来没有熄灭。通过考试公开招生，这意味着严格的政治审查不再是第一位，任何人只要在所划定的范围内就可以自由报名。

  十年以来的持续自学，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自从1966年7、8月以后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再上学读书。“复课闹革命”短暂的中学教育，并没有得到多少知识，然后匆忙地离开学校，走到“广阔天地”里。往多了说，也就是初中的底子。对于这样薄弱的基础，自学一般只能向文科方面努力。理科方向包括数理化的学习比较困难，缺乏指导和实践的条件。1973年以后，我又加上绘画方向的努力，企图走出另一条人生道路。

  虽然是自学，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前，我就已经把几乎当时能够找到看到的中外名著基本读完。包括四部古典名著，国外古典《一千零一夜》《神曲》《堂吉柯德》《莎士比亚全集》，还有大仲马、小仲马、雨果、左拉、普希金、托尔斯泰、契柯夫、屠格涅夫、肖洛霍夫、马克吐温、德莱塞等等。偏一点的还有波兰的显克维支、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等。诗歌诗词也是中外皆读，李白、杜甫不用说，诗剧《浮士德》《唐璜》、普希金诗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偏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读过。革命的就更不用说了，《鲁迅全集》和所有红色小说几乎无一拉下。现在回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能够读到这么多书有点不可思议。这其中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周围的环境因素。家里原有不少，“文 革”后期与父亲一起到“内部书店”也买了一些。周围的人介绍，相互借阅，包括蔡仪的夫人乔象钟是文学研究所的，仅她就悄悄地借给我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书籍。

  在当时，是有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文学家的梦想。可以说，这辈子读的小说，大多是大学之前，上学以后小说很少读。那个时期还读了很多的哲学、美学及文学理论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等。美学则“师从”蔡仪、李泽厚、朱荻。这些打下一定的哲学文学功底，让我今天仍保持写作的爱好。同时，也培育了成为“书虫”基因。

  绘画的学习就比较专业了。先是山西大学旁听启蒙，后来回到北京跟着中央美院的一帮子弟画素描。再到东城区文化馆的美术班学习，还不断地出去写生。延安时期的老画家辛莽专门指导，每周一次必到他家交作业。崇拜的是印象派、巡回展览画派。设计的知识来自工艺美院的吴劳，是他让我知道画画之外还有另一种艺术。音乐，则是几乎听遍所有能够找到的西洋古典。有了这样的基础，似乎就等机会来临。

  我报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志愿里似乎还有戏剧学院舞美系等。报名通过，马上进入紧张的考前准备。好在那个时候艺术类的考生不用考数化，不然我就更抓狂了。政治、语文加专业，史地可以不考，没有英语考试。由于工厂里很多人都报了名，涉及面大，领导没有给假，只在考试前三天才给假回家。

  复习的时间不长，大致是十月下旬到十二月。先考文化课，文化课通过以后等通知，再考专业课。凭借原有的底子，我高分通过文化课考试。当时一个厂里几十个年轻人参加考试，只有我一个通过。在其后两次七八、七九，加之七七年这一次，一共三次大学招生考试，工厂也陆陆续续走了十几个人，三次下来我仍然是最高分。为此，1980年工厂调工资，居然为此还给我涨了一级。

  1977年12月10、11、12日是北京市高考的时间。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地赶到了考场。验过准考证后，找到自己编号的位置坐下，脑子一片空白，心脏剧烈跳动。考卷发下来以后，眼光集中的考题上，思绪才慢慢稳定下来，逐渐回到了自己的世界。答完后又检查了两遍，交了卷子走出考场。

  专业考试上午素描，下午是图案。那日，天阴着，不大的细雨中还有点雪粒，带来的说不出是压抑感还是舒适感。教室的外面和里面都有些湿漉漉，身上也是潮潮的。走进考场，找了一个比较近的位置，架起画板。考生挤得满满，画板挨着画板。素描对象是石膏像，好像俗称“宙里”，反正是反复画过多次的，心里比较踏实。给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看别人，不受任何干扰影响。我知道，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是画不完一张完整素描的，只要比例正确步骤得当就不会有问题。几支2B的中华铅笔一直使到头，时间到点只完成了多半，大轮廓是有了。如果要求画完，于我可能反倒不利。我对于素描最后阶段，收拾成为一张完整的作品，始终颇为头疼。因此知道可以了，虽然没完成还是坦然交卷。

  1977年，那个冬天显得特别漫长，充满了期盼和焦急的等待。内心也充满惶恐，惴惴不安，没有一点再干什么的动力。在工厂干活更是魂不守舍，天天眼巴巴的望着邮递员。这也成为自1966年开始，最后一个沉重的冬季。

  上学的时候，是乍暖还凉的初春。

  1978年3月，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经开学以后，才接到入学报到的通知，较正常入学晚了近一个月。

  能够上学的确比较曲折。初期的名字叫“走读班”，是个编外的意思，实际上这是七七届扩大招生的结果。毕竟中断十年的高考，也就是积压十一届的学生。后来看到资料说，570万人参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次冬季高考。

  没有能够在第一批录取，是有各种不同原因的，我是因为已经结婚的一项。这一年的招生条件明确规定“婚否不限”，这样我才能通过资格审核，却不知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招生条件里有一条“未婚”的限制。我至今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条上与整个招生条件相左。之所以不限婚否完全是出于实际。到1977年，老高中生大的已经三十多岁，怎么会不结婚呢。

  也是近年逐渐“解密”才知晓，若不是有人“上访”申诉，包括给教育部写信，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结果。我是写了信到工艺美院陈述。入学以后有人回顾告知，我的信是拿到院党委会上读的，当时读到不止一人流下眼泪，“文 革”中的悲惨遭遇打动了他们。其实，同学中有着相仿境遇的不止一个。

  那个时候为解决问题避免矛盾，的确还有不少办法。“走读”就是一个发明，而且专利不是工艺美院，全国都有。意思是不住校，不挤占学校的住宿资源，可以扩大招收同城考生。

  叫“走读班”，学校实际上并没有让我们“走”过一天去读书，但是“扩招”进来是大家都知道的。就这样，我和我的同学挤进了这所艺术圣殿的大门，成为27.3万人中的一员。

  永远忘不了，1978年的春天是美好的，天特别的晴朗，一扫十年阴霾。拿到迟来的《录取通知书》并没有觉得晚，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报到那天刚刚下完一场小雪，蓝蓝的天空夹带着一丝寒意。学校院里的玉兰已经开始萌芽，空气中飘荡着春天的气息。十四个北京青年就这样聚到了光华路上。

  那个冬天和那个春天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我的人生轨迹也由此转折。至今要感谢两个关键人物：邓小平和查全性。1977年夏，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查全性，当时武汉大学的副教授，一个小人物仗义执言一炮打响，说出了许多人埋在心底真话。邓小平能够从谏如流，当场拍板定下这件改变一代人也改变中国的大事。

  1978年，那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正是这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的帷幕，开始了中国人民“春天的故事”。到今天，持续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到了世界前列。

  毕业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火热的建设中，参与并见证了伟大的历史进程。如今，77、78、79三届学生大多进入了退休时节，应该是基本完成了“上半场”的任务，要进入到“下半场”了。我相信，这一段里大多数人会更加自我，也会更加精彩。

  2017年8月6日 于北京东方太阳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新浪家居网无关

    设计师是以作品和形象说话的，思辨不是专长。我因为没有直接去做设计，有了更多时间去做思考。去年卢涛发动我参与，组织了一次设计师的“北欧之旅”。一路上，除了对于北欧家具设计的学习外，我一直在思索中国家具设计所走过的道路，思索自己的问题。

    当然，谁也不能否定我们的进步。这三十多年间中国家具设计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跨越的步子不小。我不会忘记张彬渊、胡景初老一代人起到的作用，不会忘记“联邦”、朱小杰等在中国家具设计发展初期的作用和影响，更看到今天家具设计圈里朝气蓬勃的一代。如果说当年中国家具设计仅仅是星星之火的话，今天虽然未到燎原之势却也是“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进步归进步，问题归问题，在今天中国家具设计发展上还是有不少问题，其中，基础理论建设是也。

    家具设计中的思想理论基础，一直就是中国家具设计中最为薄弱的一块。这倒不单是家具设计的问题，而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上的问题，是中国设计领域里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家具工业建设中的问题。

    整个中国近代史除了挨打的时候就是向西方学习，设计也不例外。“设计”一词就是外来语，我们的文化里原本没有对应的概念。我们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里所有关于“设计”的基本理念，这本来没有什么错。我从大学受到艺术教育开始就知道了“包豪斯”，并晓得现代设计的开端。后来接受的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高技术派”等等，无一不发端于西方，却从未有过疑议。我们所有的设计思想无不是遵循别人的原则，所谓“中国元素”只是贴花或修补。疑问是从近年开始的，是在我们国家经济情况不同以后对这些有了重新审视的角度，有点好比我国正在角力旧的国际秩序。突然发现中国古老的文化并不像想象那么无用，包括中国古老的哲学古老的医学和古老的文学，还有中国古老的工艺技术。也是由于若干年来深入传统家具这个行业，有机会深入学习了解我国古老的家具制作技艺，使我对于设计思想，尤其是家具设计思想有了重新思考的另一个支点。

    对于当代中国整体文化建设我可能说不上话，因为没有涉及那个层面，也没有那个高度，但对于当代中国的家具设计还是必须说点什么的，毕竟担负了一定责任。自一年以前开始我就一直思考：一定要建树中国家具设计思想，由我们这代人一起把具有东方文化特点，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基础一点一点积淀下来。最近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并有了一些初步意见，也曾和一些朋友交流，现在拿出来与更多的朋友共同探讨，希望在中国家具设计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具体为：推出“中国简”的风格概念。应该是，一个以中国元素为主体的家具艺术风格，体现为：以榫卯结构为特征架构，以明式家具简约流畅线条造型，融入中国人文特点，具现代特征的一种风格。

    等待“拍砖”，也期待更多同仁一起添砖。

    2015年7月16日于合肥飞北京 波音737-800空中书房

  对于外人，瓦拉纳西有着永久的神秘。无论是狭窄街道上拥挤的人们还是河水里虔诚的人们，无论是上游的祭祀和沐浴还是下游的火葬，无论是祭司们晨曦中的低吟还是暮霭里的高歌，无论是那些苦行僧还是卖花的小姑娘以及到处游荡的牛和狗，还有古老的城堡及恒河上的游船，阳光下灯光下服装人影的斑斓错动，圣洁与肮脏的混合，这里的一切都足以令你晕眩恍惚，令人恍然回到了若干世纪以前，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恒河在这里是由北向南流淌的。河对面一片空地，应该是丰水期的缓冲之地，人和牛在这里恬憩着。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可以通向河边。瓦拉纳西是天堂的入口，是天堂与人寰的衔接之处，甚至也连接着地狱。瓦拉纳西也是所有印度教徒向往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向往引得我们向往。这里挤满了信徒、游客和乞丐。这里是今天同时也是昨天，是千百年来每一天的重复。

  清晨，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始，恒河里已经有了沐浴的人们。以印度一二月的天气，河水还是很凉的，但是这阻挡不住信仰的热情。据说，恒河来自天上，是从湿婆神的头上流下，饮恒河水并在恒河中沐浴有起死回生洗清罪孽之功效。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祭司在河边的祭台上静静地开始了晨祭，一直到太阳初升。

  河岸的石阶沿着河边一直伸延，说明这里需要容纳下很多人。随着太阳升起，人渐渐多了起来。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批一批走入水中。她们用虔诚洗涤心灵。看着这种仪式也让自己那颗麻木的心感到震动，心底似乎有一种东西在甦醒。阳光映照在古老多彩的建筑上，和女人们鲜艳的服装“纱丽”呼应，耀得你睁不开眼。这种色彩似乎来自一个民族精神的深处，反映了一种心灵的追求。绚丽直接涂抹在生活上，河水与城市也由此获得生命。

  恒河祭祀是从傍晚开始的，这期间恒河里的沐浴好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下午男人会更多一些。当太阳西下，西边的天空被抹成一片玫瑰色的时候，沐浴的人们逐渐减少，另一个伟大的时刻即将来到。如果乘船从河上往岸上看，可以看到在恒河的岸边有两个祭祀的场所，像两个大的露天舞台。灯光逐渐亮起，人们围了过来。夜幕降临的时候祭祀在高亢的吟颂中拉开序幕。这是一天活动的高潮，也是瓦拉纳西这座城市的华彩乐章。印度文化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和多元因素。由于对印度教的陌生，我们不太大容易明白祭祀活动的细节内容，但是知道这些祭祀是关系到灵魂，关系到升入天堂的大事。在诵经师与信徒们的一唱一和中，祭台上烟雾腾起，祭司在一步一步的操作着，把整个活动推向高潮，也把众人的情绪带向高潮。在众人的和声与祭司手中火焰的烟雾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天堂的确很近很近。

  由这里向下游约一公里就是一个火葬场。据说这里的火种也是精心保存了逾千年的。在瓦拉纳西火化基本上就可以一步到达天堂了。尸体被色彩鲜艳的尸布裹着抬到这里，有的也来自远方。与尼泊尔火葬不同，这里的已经没有了大块的木头可用，但并不影响把他们送入天堂。火化后七天骨灰就可以送入恒河。至此，一个人的这次轮回就彻底结束。这里的火化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穷人富人一样， 只需三个小时都成了灰。看着缕缕青烟升空，我不知道随之而去的是亡者的灵魂还是躯体曾经的一部分。

  火葬是不允许拍摄的。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我只在船上望去没有靠近。与尼泊尔相同的是，在生死离别的关头没有很多的悲伤，一切都显得平淡平静，似乎只是若干分别中的一次。生与死的分别也许真的不需要很多痛苦，也许应该相信，此后天上人间，相见的机缘还有。其实，轮回不过是一种看法。如果把生命看作一滴水，把死亡看作水滴对于大海的回归，轮回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了。

  距瓦拉纳西十公里的沙那，是释迦牟尼最初弘法的地方，称为“鹿野苑”。之前虽然也没有来过，但这里对于就好像熟悉了许多。两千五百多年前佛祖在菩提树下想明白后，来到这儿找到他最早的五个伙伴，并开始说法：“初转法轮”。之后有了若干追随者，佛教开始形成。我想，他们的模样应该与现在的苦行僧没有什么两样。一两千年以来，中国一批一批执著的追求者从中土来到天竺，取回真经。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那位高僧——玄奘法师。他主要修行的地方“那烂陀”离这里不远。

  随着光线的暗去，远处，人们放在河里一盏盏的烛灯，一眨一眨地似来自天堂的眼睛，对生命还在发出亘古的追问。

  “嗨，罗摩！”我还是不能理解你——瓦拉纳西。

  注：“嗨，罗摩！”是甘地临终前最后一句话。

  其实，不只是阿拉伯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民族都有不同的宗教和信仰。印度有印度教，这是一个比佛教更早的宗教。在尼泊尔、印度信奉印度教的信徒一清早就先进行供奉祷告，之后才是一天劳作的开始。

以色列有犹太教，这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据说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很多教义皆出自于此，所以耶路撒冷有那么多的争端。以色列是发达国家，除去在“哭墙”看到宗教仪式，平常一般是不多见的。但是以色列有“原旨犹太教”的信徒，他们的穿戴举止就很另类，宗教仪式也十分复杂。在耶路撒冷街头看见不管什么时候都穿着大衣戴着高帽头发卷卷的那些便是也。

 去欧洲比较多的对教堂就不会陌生，到欧洲不管哪个国家，参观教堂是旅行社最喜欢安排的。一是教堂的确有很多知识和故事有得可看，二是参观教堂一定不会收费。教堂是基督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这里拜神当然不会少。国人对此有很多混乱，往往把“天主教”与“基督教”分开，以为信奉不同。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因耶稣基督而创立，只是后者为“新教”，是路德改教以后的。去过意大利认真看看梵蒂冈，再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多听听看看就会清楚。

  在中国拜神拜佛曾经被禁止了一段时间，但是人们总体来说还是很热衷的。特别是旅游业兴起以后，中国人盖庙修佛的积极性更高，除去原有的寺庙外这些年全国不知又建了多少。其实，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没有不迷信的，但又没有多少真信的。所以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会风行一时，却很难持久。尤其近现代，更缺少纯粹的殉道精神。任何大神都行，只要保我发财就好。进了殿，膝盖一软纳头便拜，并不问所拜何方神圣，以致常有笑话闹出。中国人也很实用，很多地方拜佛的祭祀只在供奉的地方放一放，够了时辰拿回来自己还是要吃的，而且吃的更踏实，反正那些塑象不会吃。

  不过，中国的宗教不管是佛是道，神仙的确多，各路高人皆有，绝不是短时间能够弄清楚的。以我愚钝，仅佛教里参加灵山会的菩萨们就没有整明白，还别说识五百罗汉各位尊者。道教里神仙就更多了，天尊天王大仙小神，而且经常一拨一拨的，当然也有单打独斗的，不管哪一个方向都有神圣把守。这也造就了中国人见神就拜的习俗，演绎到世俗里也是同样。致使很多家伙不管自己的尾巴曳起来没有，脸上的妆是否涂匀就粉墨登场，插上一根稻草便自号那路神仙。唯独与庙观里所塑不同，这些“神”是要食人间烟火的，收费必不可少。

  中国人还真的是有不少神，谁没有在心底祈祷过呢？谁没有为某一件事情的成功而暗暗向神灵祷告过呢？

  过去曾有听过，说“一神教”高于“多神教”。我不研究宗教，只是这些年看过来，觉得并无高下之分，民族习俗不同而已。不管多神一神作用都是相同。

  后来又发现，历史久远一些的宗教，其大神更多是生活在另一个空间里的，而时间近一些的则是在世上真正生活过。耶和华也就是上帝没有在我们的空间里，真主与湿婆神似乎也不曾。但佛陀释迦牟尼是实实在在的人，曾经的悉达多王子。耶稣基督和稍晚一些的穆罕默德也都是“真人”一个。道教则是“天人合一”三界皆通。记得鲁迅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中国人有不喜欢佛，有不喜欢儒，却没有不喜欢道的。明白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中国大半。窃思：真人成神或者与自己最近的亲人追念有关？与集体潜意识有关？要知，中国历史上成为神仙的人物不在少数。

  宗教在各民族各社会都存在，然而不管哪个宗教一样等级森严，与世俗并无二致。可以看出：拜神本是个体心灵需要，而大家都拜就形成社会需要。

  2015年5月29日写于赣州机场候机楼

  书房是一个家庭中比较特殊的，也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必须设置，可有可无。如果地方宽裕一些，手头富裕一点，主人也好读书就设，反之不设也无大碍。书房的特殊也在于，与客厅餐厅不同，这基本是一个完全的私人空间。它可以不对客人开放，甚至家里人也并不是都进入，一般只属于一个主人。

黄花梨明式书房

  书房，顾名思义是“书的房间”，所以首先的要素是主人要读书，主人不读书要书房则无用。现代人不读书很正常，认识字可以上网就成，书为何物？有些人就不用考虑书房怎么安排了。现在还有很多礼品书，做的“高大上”，“颜值”极高，就一条：不是为读书人准备的，这一类虽有书也不必房了。

  所以说，书房的空间比较特殊，不一定大家都要。所以说，书房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需求，如果涉及“中式”可能就更加小众。正因为小众，我们也就考虑的更加深入。

  书桌必不可少，这是书房的主干，是书桌的基本形态决定了书房的主调。如果主人兼习书画，书桌就要画案形式的。这种画案当代一般以红木家具为多，并倾向于明式，无雕刻，束腰无束腰。若上紫檀料，可少量雕刻，增加明暗起伏。如主人不需这些，书桌可小一点并加抽屉。抽屉宜设分离式的为好。不管画案还是书桌书房需置备电脑桌，以满足另外的功能需求。

  书架是书房另一个主角皆因其体量大。一般而言，书房里的书架至少三个，多则不限，也可以是定制的，一面墙或几面墙。上点年纪的人一定对当年毛泽东的书房有深刻印象，其实，中国很多做学问的人一辈子是把自己埋在书山文海之中，四壁皆书很正常。这些人总体来说凤毛麟角，不在主服务区里。书架可兼作博古架。

  椅也是书房不可或缺的，选择什么样的椅子是个讲究。个人倾向备一把现代的五轮转椅，要现代气息很强的那种，成为整个书房中式气息的对比参照物，增强感觉。同时备一把明式的椅子，以透露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其他，如小圈椅或禅椅，榻或小罗汉床，香柜香几等等，按个人爱好即可。

  从理念来说，当代中式书房的设计出发点是实用，所有用不到的东西都应该剔除。小圈椅是密友小聚，榻或罗汉床是读书半卧，香柜不一定必须。

  装修风格不求中式。个人体会，中式装修再加上中式家具整体氛围过于凝重，不是多数能够接受的。可以考虑装修风格不中不西，以简约为主，带现代气息。换句话说，当代中式书房的“当代”两字，需要从室内装饰中体现出来。当然，当代中式室内装饰也还需要探讨，以对中式居室概念不断丰富。

  谈到这个话题就一定要回过头看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这里只能浅浅划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很复杂的阶层，因此思想层面也丰富多彩。简而化之，可以称之为“士”，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皆是这班人。“士者”是中国古代一个更要阶层，与“门阀”对应，不是高高在上的权贵，当然不排除两者兼有之。这批人里出名的有“三曹”与“建安七子”，有“竹林七贤”，有“唐宋八家”，也应有“扬州八怪”等等等等，难以胜数，有僧有俗，有官有民。比较早的体现出文人气质的是曹植等人，到东晋王羲之等风格更明显。概而言，古代文人多有：清高、清谈、志远、崇虚、出世、明哲等精神层面的特点。

  现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是从“五四”运动开始逐步铸造，虽然在后来经历次运动，又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有许多负面东西，但瑕不掩瑜，骨干依然。现代知识分子着重体现了：务实、强闻、入世、功利等等。无论古代现代，知识分子即士者敢于担当。

  书房最重要是把主人的气质、精神体现出来。在这样一种需求下，书房不宜多摆杂物，包括字画。推荐几件东西可以考虑，一曰“古琴”，琴为禁者，可以不习只设。二曰“石”，是无雕刻那种。三曰“佛像”，可以不信不可不知。如果说客厅是这家主人门面，书房则是“神所”了。

  当代中式书房家具用材，窃以为还是红木最好。

    “器”与“道”，本来就是中国文化里使用很广泛，概念很宽泛的词汇。这种使用正是中国文化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模糊性。中国语言与文字都有这种特点，一句话一个词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理解，这两个字正如此。

    器，可以是一种器物，可以是工具，甚至可以是机器。器，也说成“器度”形容大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就是工具。而“上根大器”的根器就不是工具了。

    道也同样，“道可道，非常道”，既有“说道”的道，也有抽象的道，有天地之规律的道。“大道朝天”就基本是具象的道路了。

    《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器成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道是无形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这就接近我们所说的道器了。

    家具人做的是家具，就是一种器物，是形而下者。我们用这个器物做什么呢？用它以载道。载什么道？中国人文之道，生活之道，包括了形而上的那个东西。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民族脊梁，我们从小就受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算这些高大上做不到，我们做出来的家具好歹要能体现出中国人的器物观。

    什么是中国人的器物观？中国的器物从来都不止是实用一种功能。从彩陶看出，美观很重要；从青铜器看出，礼教宗教很重要；从后代大量工艺品看到，制作的技巧很重要。这些林林总总都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我们的“器物观”。当然，中国人的器物观是个大课题，不是我这样杂文能道尽。

    更多情况下，器与道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文以载道”已经是很大提升，不再是“思无邪”的时候了，挑了很重的担子。道需要文载，自然也需要器载。文与器是载道的两个轮子，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物质的。器以致用，用亦是道。道，具体到红木家具中就是：当代中国红木家具的历史定位。

    总之，器以载道是一个口号一个宣言，是告诉大家家具人的用意和决心，也反映出中国红木家具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反映出我们对于自己肩负历史责任的认知：这一群人不仅仅做家具，同时也关注文化，关注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

    我是到了这个年数忽然间有这个感觉了，之所以说这个话，是没有这把岁数绝对没有这个话题。为什么？年轻时候我是比较逆反的，这“逆反”两个字就把我与耳顺绝缘了。耳一般情况不会顺着，哪怕有风都不行，抬杠的事情是常有了。

    这种状态一部分是个性使然，我本身就是那种认真、较真儿的主儿。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由于家庭的原因，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把我从顶端一直打到底部，那还不止，还要被踏上一只脚。那时候的我正是处在青春叛逆期，这种境遇使我生出过分敏感的自尊心以及十分强烈的反叛心。这些后来证实都是十分有害的，然而却尾随了我半辈子。

    说到这儿，听者就会知道我一定不会耳顺的。较真儿加上逆反，这种个性要多“个”有多“个”。实际上耳朵不顺的情况有时甚至会到荒唐的地步，以致现在想起都会很惭愧。

    当然，不能耳顺也与我后来一段时间内比较顺有关系。大学毕业到机关工作，没几年就提为副处长，还主持一个部门工作，那时才三十出头。现在因工作原因到县里镇里，与一些干部交道，看到很多人为上一个台阶要奋斗不已就十分感慨。之后我没什么进步也是后话。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会耳顺呢？因为看多了就知道，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正确的事，更多是你认为不正确的事，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正确与不正确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正如手掌的两面。如果不是庸人自扰，世界岂不安静许多。这也如阳光与阴影同在，光明与黑暗构成我们已知世界。 

    其中也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跟头跌的多了。六十多年几乎是跌跌撞撞爬过来的，开始时是自己走路不稳，不断要跌跟头。后来是在社会上走不稳，跟头栽的更大。好在一直都在往起爬，还没有爬不起来。耳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利益要求少了。花甲以后心态逐渐平静，很多事情特别是利益感觉已经慢慢关联少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其实应该明白，生活中工作中更多时候是别人比自己正确，只要能够认真听取他人的意见，再从他们的角度看看问题，许多事情就能够释然。当耳朵真的顺了，世界会美好很多。

    人到花甲，耳顺心也顺，我愿此身余日都随波走，就像恒河里的很多事物，一直到下一个轮回的起点。